今人论王元化，均将他的三次反思作为重点论述，因为这可以说是王元化对当代思想学术界的卓著贡献。然而我要讨论的是，王元化在整个治学过程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重视考证史实，又不拘于文献掌故；在形成观点之时，既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甚至在精心研究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经过了大量的资料搜集重新反思，勇于再次否定自己。这种实事求是之学风，骨子里上承汉学，下接清季朴学，也就是秉承了“求真、求实、求证”的传统，使他的学术成就高于当代的学者。
    王元化从少年开始，就养成了一种好学深思的习惯。当年王元化才华横溢，喜欢读鲁迅的书和西方哲学。经过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5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的三次反思，到了晚年，王元化思想日趋成熟。他的治学方法，尤以他所常常提及的熊十力语“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己意”的治学信念在同辈中得到尊敬。更重要的是，他不但反思自己过去的思想观点，从自己的身上看到历史投下的阴影，也不讳言青年时代的偏颇。基于此，他对于整个时代进行的反思就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他的这种反思，来源于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当然，这种方法和精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早期的名师传授、长时间孤独钻研国学，以及自己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之后慢慢形成的。
    王元化承认自己在早年的研究中存在着机械化的倾向，这与当时的中国文学青年思想偏激有关，尤其是受到“五四”影响的知识人，容易受到极“左”的偏激情绪影响。这种偏激情绪，甚至左右了一代学人的治学方法。那就是：对于传统学问尤其是清朝乾嘉学派所提倡的训诂考证、实事求是之学的方法进行排斥和否定，甚至把它作为一种陈旧的学术加以扬弃。病中鲁迅的最后两篇文章是批评乃师章太炎转进国学、不事革命的态度的。他对于章太炎晚年删订年轻时候的革命文章并抛弃激进思想感到遗憾，称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①。此语除了强调革命比学术更重要以外，有暗讽章黄之学无用的意思：“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②王元化对鲁迅这种激进方式做过委婉的批评：“由《訄书》到《检论》，太炎诚然作过多次修订，这是由于他在不长的时间内经过了急骤的思想变化，而并不是由于他隐讳过去，示人以华衮。一位作者不愿让自己已经认识到的误失再在读者中间流传，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我们往往喜作过苛之论。”③王元化晚年对于学风浮躁、好搭建空洞的理论框架有很多批评。他在此曲折地批评了鲁迅的“过苛之论”，用意很清楚，章太炎晚年回归学术并没有错，在极“左”的倾向下对他做过苛之论反而不太合适。“五四以后，胡适倡导整理国故。他自称具有考据癖，人多说他继承了乾嘉学派。其实，他是反对讲究功夫的。他在逝世前不久口述的自传中，曾明白说到这一点。他认为只在细枝末节上用功夫是清人治学之病。此说风行后，违反胡适本人的愿望，遂开后世轻视考据之风。”④1949年之后，“钻进故纸堆”成为嘲笑一些不能跟着时代步伐向前的冬烘先生的语言。于是，从50年代之后，训诂考据一门渐近式微，而以论带史的治学方法充斥学界。王元化较早就指出了这一点的偏颇：“多年以来我们对乾嘉学派迄未作出应有的评价，我认为对乾嘉学派人物的思想上的评价尤为不足。目前有些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去研究古代文论的人，时常会有望文生义、生搬硬套的毛病，就是没有继承前人在考据训诂上的成果而发生的。”⑤
    近代的训诂考证之法以清季朴学为最盛。朴学治学传统肇因于中国传统文献的数量和历史变迁。由于中国文献资料历史悠远，典藏浩如烟海；更由于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特点，使两千多年之前的典籍经过整理之后至今仍可作为信史阅读研究。从汉代开始以迄当代，历代学者考据古音古训，疏通古典典籍的真义，遂使一般人皆可理解古史，这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见的。但是从两汉之后到近世，典籍的真伪歧义纷出，地上和地下的文物交相互证，词义的多样性以及在长期的发展中衍变引申，以致历代学者对同样的文献典籍词义存在不少的分歧，对于古字古义作出不同的解释，甚至相反的义训。从汉代开始，就对先秦诸经从字形错讹、本意溯源以及史实考订诸方面进行了整理，出现了《说文解字》、《尔雅》等字书，为当时大规模的古籍注疏、还原古籍的原义起到了开源作用，更开启一代治学方法。到了宋代，思辨哲学和理学特别发达，时人在讲经时流于空疏，汉人提倡的“我注六经”转为宋学的“六经注我”，假经学为我所用，虽在思想见解上超越历史，但是其中不乏穿凿空洞。直到清季中叶，黄生《义府》、《字诂》出，于是重振汉学渊源，逐渐形成以求证、求实、求真为特色的创新学派--朴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后由姚际恒、江永、程瑶田、戴震、金榜继承发扬。朴学的传统继而在乾隆、嘉庆两朝蔚为大观，高邮二王父子、金坛段玉裁，均为一时之选。
    虽然朴学的早期学者专注于考证训诂，但他们治经不废宋儒。自戴震开始，摒弃宋儒的空疏缺陷，以汉学为研究的门径，每字必求其义，一字之义必本“六书”。通贯群经后方才下结论，使朴学治学方法集大成。后来者如王国维、章太炎、黄季刚、陈寅恪等，发扬这种治学精神，从而为创立中国独特的文献语言学奠定了基础。这种治学方法，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献出发，运用文献材料解决古代典籍的训释，即使抛开他们的具体整理古籍的内容，以方法论，也成为影响中国一代学人的思维方式。
    但是，由于这种方式细密繁琐，在1949年后往往被人讥讽，尤其是“厚今薄古，推陈出新”的号召也从方法论上影响了学术界、文化界，从而使这一学派在学术界、文化界更不受重视，包括陈寅恪、杨树达等当代的国学大师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落。王元化比较早地对于这个学派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说，“乾嘉学派的末流失之于琐碎，但是其治学方法和作风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乾嘉学派偏重于家学和传承，这也使之形成严谨、朴实的治学风格。陈澧、朱一新对此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批评了乾嘉末流的缺点和毛病。”⑥他对于这种学术风格和精神还是赞赏的。海外的部分学者对于这种拘泥于训诂考据的方法也不甚重视，甚至认为训诂考据无法提出重大原创的思想性问题，是一种解决材料问题的低层次工作。王元化对此作了相当深刻的批评和论述，将训诂考据提高到学术研究和思想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自然考据和提出重大原创的思想性问题不是一个层次（学术价值）。正如人的器官一样，有重要不重要之分，并不是所有器官都像头脑和心脏那么重要。但是不是因此就把一些不重要的器官都说成是骈拇枝指，可以加以摒弃呢？其次，你把考据训诂斥之为支离破碎，玩物丧志，这只是这项工作中的某种变例（正如提出原创性的重大问题理论工作中，有时也会存在没有价值的变例一样），倘因此一律相绳，这是不公允的。第三，作为几千年留下的古代文献这份文化遗产，倘无前人，尤其是清代考据训诂工作，我们就无法读懂读通。就这一点来说，考据训诂是一项重要工作。”⑦这是我们了解到的第一个将传统的训诂考据作用提高到解决思想史问题，与提出原创性的重大思想问题相提并论。王元化对于1949年后的只重观点、以论带史的褊狭学风进行了批评，用朴学的治学精神作为坐标，他说：“解放后强调‘抓观点’，以论带史，甚至沦为以论代史。对于古籍，为我所用，各取所需，以致臆说妄断，据己意歪曲篡改原本成风。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考据训诂，还原古人本来面目，以便认清历史真相，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了。”⑧他从中国现实生活中不讲科学研究方法、为我所用的方法影响了一代人的学风说起，认为这种学风也将会影响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