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十七岁的王元化来到上海，后考入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经济学。他的酷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认为治学当以中国传统学问为基础，于是为他聘请了任铭善教授国学，精讲《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等国学基本经典。任铭善曾师从钟泰、徐昂、夏承焘等国学大家，早年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后专攻经学；长期从事古文献、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著有《礼记目录后案》、《汉语语音史概要》等，与人合著《古汉语通论》。当时，任铭善正属于青壮年时期，学问根底扎实，他教王元化的时间不长，前后约一年光景，但是他们的教学属于一对一的私人授课，耳提面命，口耳相传，这正是传统训诂小学所要求的书院式教学方法。这种私相传授，听课的学生只有王元化一人，学生随时发问，老师即时解惑，有点像清末的私家传授，也有点像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国研究生教育刚刚起步之时的高校研究生讲课方式。讲读《说文解字》自是任铭善的专长，他认真讲学，使王元化受益匪浅。王元化回忆当时听课的情形：“每次去他家，他都端坐在书桌前读书，从来没有闲散的时刻。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他似乎从未笑过。他教我的时间不长，前后约一年光景，给我讲授了《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三门课程。《说文解字》是依序一个字一个字讲的；《庄子》用的是郭庆藩的集释本；《世说新语》则是他指定我自己读的。任先生讲课时全神贯注，声音洪亮，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他也是用同样洪亮的声音对我讲解。”⑨尤可注意的是，其中说到“《说文解字》是依序一个字一个字讲的”；而不是浏览一过，任由老师发挥，此为传统朴学的治学方法。《说文解字》是传统文字训诂的滥觞，也是研究国学的基本专著。任何一个小学训诂学者，莫不从逐字研读《说文解字》发端。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回想起1977年师事文字训诂学家罗君惕教授研习《说文解字》的情景。彼时“文革”刚刚结束，喜好文字训诂的几位学子集中到素享盛名的罗君惕教授家中，也是由罗教授面授教学，逐字逐部首地讲解。对于学子来说，不仅学到了有关文字本义的说解，更学到了如何通过研读古代典籍的资料，对一些最基本的字义词义进行科学考证的方法。这种朴学所谓读书须先识字的治学方法，也是当年陈寅恪、黄季刚等朴学大师教授学生的基本功。年轻的时候学习掌握，浸淫其中，无意中可以影响一辈子。它的方法关键点就是先谈继承，后提新说，没有证据不能成论，切忌穿凿附会，勿以己之意强古人之难。这也是黄季刚对他的学生常常说的：“师古而不为所役，趣新而不畔其规。”⑩“训诂”被称为“小学”的原因，皆因训诂之学为人生治学基本之学之谓也。
    不过，当年的王元化还没有从他的文学理论转到传统学术，并没有完全成为研究学习任铭善的那一套训诂小学、文献语言方面的学者，但是这门传统学术给他开启了治学、思考的另外一扇重要大门，那就是治学必以小学始。越是到了晚年，王元化越是感到训诂考证的重要。他认为，只有重视中国的语言文字特点，才可能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进行整理，去伪存真。他乐于担任上海古籍整理小组负责人，并领导筹划《古文字诂林》等重要小学类书籍的编纂，这与他早年就接触训诂考证的治学方法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任铭善习小学训诂之后，王元化并没有在纯学术、纯传统训诂的路上走下去，但他也没有放弃这种讲究实事求是治学之精神。他关心时事，热爱文学，当时他开始对文学理论产生浓厚兴趣，并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一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地下党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名活动家。我们把这一年的传统国学的教学，看做是王元化初次接触中国传统学说的起步，也为他日后的治学打下朴学传统的基础。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王元化追求真实的精神并没有将他完全带到盲从的道路上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1942年发表之后，王元化感觉到其中讲到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与他自己的想法不一，于是二十二岁的他就在党内的学习会上提出自己的看法。（11）这种对于学问的较真，与其说是与他骨子里先人的楚蛮血统有关，不如说他本身习学到的一种疑义相与析的朴学治学传统在此刻发挥的作用。
    真正使王元化登堂入室、领略国学典奥，并且接受比较系统的朴学传统教育的，是他的导师汪公岩。
    汪公岩，今人已经很少提及这个名字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曾经是晚清广雅书院的高材生。广雅书院是张之洞创办的五大书院之一，位于广州，为贯彻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创办。第二任院长就是著名国学家、学者朱一新，汪公岩则是朱一新的高足。朱一新的唯一一部专著、在中国近代书院教育史中非常重要的《无邪堂答问》中有整整一卷就是回答汪公岩提问的内容。
    广雅书院的创办者张之洞是一个国学传统相当厚实的维新派人士，他的《书目答问》便是研究中国国学的基本入门书。清末的书院制度，在近代教育史上赫赫有名，可称真正的国学教育重镇。自乾嘉学派学者重考证、专训诂，以回避清朝的文字狱开始，学人就以经学研究为治学之本。其时出现了以惠栋、戴震领衔的经学考据流派，直到后来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的“段王之学”，更将清代的朴学学风引为一个时代的治学风气。但是，当时仍存在重经轻史的风气，引来一代学人的讥嘲。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中叹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可见当时并无国学之名，只是强调“通儒”。当时的苏州、广州等学术重镇也成为培养通儒的中心，人才荟萃，门派纷起。当时的中国式书院，以苏州的紫阳书院、正谊书院以及广州的广雅书院最为学人景仰。苏州紫阳书院由俞樾主讲，正谊书院则由冯桂芬主讲，培养出一大批在后代有影响力的学者，例如吴大澂、陆润庠、潘祖荫、缪荃孙等人。而俞樾的学生章太炎成为当时的国学大师，黄季刚出自章的门下，并继承小学训诂、考据校雠之学，故后人称训诂考据之学为“章黄之学”。
    张之洞的广雅书院，虽也强调国学根底，但是与吴门学风略有不同。他创办广雅书院的宗旨，就是要革新学风，培养经世致用的通儒。当时广雅书院的课程分经学、史学、性理之学、经济之学和词章之学。经学，以能通大义为文，不取琐细；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理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文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广雅书院虽然有志于创新，开创之初，大致仍未跳出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直到浙江义乌学者朱一新出任广雅书院第二任院长时，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这对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西学，培养时务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汪公岩正是朱一新的高足，不仅旧学根底深厚，而且具有新学造诣。广雅书院除以《书目答问》、小学训诂作为基础之外，更重经世致用，即如何将训诂考据用于解读文献，文献又如何为当代所用，更见其已经开始纠正了江藩所说的重经轻史的风气。汪公岩从广雅书院毕业，浸淫其中，所受教育尤甚一般学子。
    1946年，王元化在上海写报纸短评文章惹出了一场官司，于是转而北上到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当讲师，教授大一、大二基础国文。他选了《文心雕龙》若干篇作为教材。对于一些传统学问和书籍，他自述：“我母亲叫我读，但我没有好好读。后来我请汪公岩老先生教我《文心雕龙》、《楚辞》、《文选》，他是教过宣统的，他涉及到的古书，我一窍不通。他讲，你不懂这些东西，中国文化没有法子懂。那么，这样我才转过头来，重新研究中国传统的东西。”“我向他问学时他已年逾七十，须发皓然，但精神矍铄。”“他不仅精通国学，而且于自然科学方面造诣极深，曾教授溥仪化学。当时父亲向他婉商，蒙他慨允。他授我《文心雕龙》、《楚辞》、《文选》等，使我终身受益。”（12）汪公岩比起任铭善来，旧学根底更加厚实，而其时王元化对于学习传统文化的要求更为迫切，因为他要研究的《文心雕龙》等古代文论经典著作，正需要深厚的国学根底来诠释。如果说当年的任铭善是给了青年王元化以国学基本常识的话，那么在汪公岩这里学到的已经是系统的朴学治学方法。直到六十年之后，王元化仍多次谈到汪公岩的国学给与他的教益。（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