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5岁的王元化撰《说“伫中区”》一文。这篇以文字考据入手转而拈出文学理论的概念进行阐述的小文，是他不多的考释文字之一，同时也体现了王元化经常讲的将考据训诂用于实际解决问题的例证，是非常重要的。（14）
    该文始于对台湾徐复观批评钱钟书《管锥编》中笺释《文赋》的两句对文进行考释。徐复观说钱钟书将《文赋》中的首段“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连读为一句是错的，并且认为钱注中将意思解释为“在室中把书卷”也是错误的，并评论曰：“当时的书不是帛卷，就是简篇，很难拿在手上站着看。”为此，王元化考证“中区”一词中的“区”字，认为“区”释“屋”是可以成立的，并引了不少古训古释证明其义。但同时他又指出，“区”可以释为“屋”，并非所有的“区”都是“屋”的意思，而在这里，“中区”就不可以释为“屋中”，而是地理位置的区域的意思。钱注将两句并为一句，将“区”释为“屋”，就使原来易解的文句反而滞碍难通了。他引当时求学汪公岩的心得：“我在青少年时曾从公岩先生学此文，我觉得这段话是平易的、好懂的。‘伫中区以玄览’句，是说属文之道，首在对自然与人生的观察，以积累生活的经验。李善注谓‘中区’即‘区域之中’，乃是确解。只有立于区域之中，而不局囿于一隅，所见者才能全面，而不致陷于一偏。第二句‘颐情志于典坟’，这是属文之道第二个要旨。要写好文章，就必须钻研前人的典籍，从文化传统中培养自己的文学素养。”
    如此再回过头来看汪公岩所具有的背景，为王元化讲学的时间和意义就不一样了。王元化得到汪公岩的指点面授，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研治方法上完全接受了传统朴学的考校古音古义之学，同时他又努力将这种方法用到他所进行的专业理论上去。当时的王元化已经认定了《文心雕龙》作为他的研究方向。其时，汪公岩教王元化读《文心雕龙》、《楚辞》，王元化回忆当时“讲《离骚》，全读古音，不看书，背诵如流”，以此可窥见汪公岩的小学根底。王元化从汪公岩那里得益匪浅。最重要的是，他的一生的学术奠基之作《文心雕龙讲疏》的治学方法和寻章摘句广为搜罗大量基本材料，就是在那个时候得到历练的。
    王元化在任、汪两位学者的国学启蒙教育之下，钻研中国传统学问开始登堂入室，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受命于党的文化界领导人士，不可能随着自己的兴趣在纯学术的领域中走下去。1949年以后，王元化担任了上海的文化出版的行政工作。他倾心于现代的文学理论，写了大量的现代文论，编为《向着真实》一书出版。但是到了1955年初期，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使王元化陷入精神危机，他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被隔离审查。这个政治噩运降临到他身上，使他失去自由。两年后虽然得到了读书的自由，但是他的政治命运似乎到此结束。从此，他沉潜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典籍，遂而一心向学，闭门读书，转向了学术领域。他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是这种不幸的个人命运，恰恰使他进入了另外一个纯净的学术领域，在那里他可以任由思想的海洋翻腾，在中外古今典籍的学术领域中驰骋；同时，基于他受到的朴学治学方法熏陶，对任何一个问题寻根问底，这成为他治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他于2007年7月在华山医院跟我的谈话中说：“我不是一个纯学者，我的背景无法使我成为一个纯学者。所以1955年之后就成为我读书研究的最好机会。以前我没有用大段的时间和功夫系统地做学问。”
    在学术上他得到了当代国学大师熊十力的亲炙，两人经常见面，并且互通学术书信多年。而之后，王元化才真正地纯熟地运通传统考证，用实事求是之学来指导自己的治学。熊十力提倡的治学方法“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己意”，这种既保持朴学的治学方式，同时又加进宋学的经世致用，无疑使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中运用自如，考证翔实，迭创新意，而此时也正是王元化第二次反思的关键时刻。在此期间他撰写的《文心雕龙柬释》，曾得到郭绍虞的激赏，其中就是他运用了基本的考释方法，进行古代文论的考订和发挥。
    由于王元化已经具备了朴学的治学精神，甚至对于老师熊十力被人讥讽的考证不严、以己意断言、不够踏实等弊病也无不在王元化的学术批评之中。他曾经称赞熊十力在论学时的那种张扬不拘的精神。熊十力晚年自佛学转入儒学，“他在论学时往往意气风发，情不自禁。有一次他与张东荪论学，谈得兴起，一掌拍在张的肩上，张逡巡后退。诸如此类传说，不一而足，使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大概由于太平凡罢，很少为人述及”。（15）王元化记熊十力自认为要踏实治学，但是熊在治学中有时也无法按照这一原则进行，因此熊“所下定义，所谓踏实者，乃‘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若致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会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在考据训诂方面，十力先生常遭非议，人说他辨真伪多出臆断，任意改变古训，增字解经。这些评骘出自对他诚服崇敬的同辈或友人，不能说没有一些道理。他重六经注我、离识无境之义，于现代诠释学或有某种暗合，可能会受到赞扬。但我以为训解前人著作，应依原本，揭其底蕴，得其旨要，而不可强古人以从己意，用引申义来代替”。（16）
    王元化批评熊十力的这种毛病，实际上也是1949年之后学术界的通病。正像他在其他文章中所说：“目前有些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去研究古代文论的人，时常会有望文生义、生搬硬套的毛病，就是没有继承前人在考据训诂上的成果而发生的。--事实上，自清末以来，如王国维、梁启超等，他们一面吸取了前人考据训诂之学，一面也超越了前人的界线，在研究方法上开拓了新境界。”（17）王元化与他的老师熊十力相比，既吸收了熊十力关于佛学的理论，用于他的《文心雕龙》论述之中，同时也对于熊十力的局限进行了超越。他说：“我觉得十力先生所立的原则，即‘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于己’，是精辟的，可惜他在实践方面未能贯彻始终。”（18）对自己的老师做这样的一个评价，可见王元化对于资料的解读、训诂和考证是多么的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