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了1947年底，随着国内形势逐渐开始有利于中共，斯大林的态度也出现了180度大转弯，开始公开支持毛泽东，但是在援助方面依旧是一毛不拔。到1948年1月的时候，斯大林对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副主席米洛万·吉拉斯表示，他以前试图撮合毛泽东和蒋介石讲和的做法是错误的。斯大林认为，美国人只关心欧洲大陆，因此永远也不希望希腊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内战中获胜，而亚洲的地位是次要的。他说，美国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投入到亚洲大陆。1948年5月，在确信胜局已定时毛泽东捎信给斯大林，说自己希望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他的想法就是在蒋介石即将垮台之时，能得到苏东集团的承认。但斯大林的答复是：“中国的革命战争正处于最关键的时刻，毛主席作为军事领导人最好不要离开战斗岗位。”他还满怀希望地补充道，“毛主席肯定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想法。”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理泰在《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对毛泽东来说，斯大林这封彬彬有礼的回信是一种回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总指挥，他肯定比斯大林更清楚，现在去莫斯科是不是合适。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做。” 1948年底，毛又多次提出访苏事宜，但每次都被斯大林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回绝。但是到了1949年1月，斯大林却派自己的心腹之一米高扬秘密访华。斯大林仍担心美国人会在最后时刻横插一腿。当斯大林提醒毛泽东在跨过长江后务必放缓脚步时，毛泽东感觉到了斯大林的胆怯。 毛泽东那时非常清楚，斯大林根本就不信任他。他在私下里曾开玩笑（如果这是句玩笑话的话）地说，他不在乎斯大林是不是信任自己——他还被认为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毛泽东依然需要斯大林的认可，依然希望能在莫斯科获得某种形式的尊重。1949年4月，他向斯大林驻北京的私人代表伊万·科瓦廖夫中将表达了有意访苏的想法。这一次，尽管斯大林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请求，但莫斯科的反应似乎温和得多——公开称赞毛泽东是伟大的中国革命领导人。1949年12月，毛泽东终于得到了让他期盼已久的访问邀请。但这次邀请并不是为了庆祝他在中国的胜利（虽然本应如此），而是以庆祝斯大林70岁生日为名巩固斯大林对苏联乃至共产主义阵营的长期领导。他只是受邀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之一。 部分问题在于，毛泽东根本就不是苏联领导人想要的那种人。他对自己的成就太骄傲，太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荣，思维太独立。通过领导这场革命，他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乞求者。和苏联一样，毛泽东的胜利也是为了寻求独立，但同样的胜利却让莫斯科感到如坐针毡般的不安。随着毛泽东最后胜利的日益逼近，两个国家领导层之间的矛盾日渐升级。苏联人最想知道毛泽东如何看待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这个有可能因其不同政见和独立性而被驱逐出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人。苏联人担心毛泽东与已和莫斯科决裂的铁托是一类人物。实际上，莫斯科一直怀疑毛泽东是秘密的铁托分子，只要时机成熟，他就会变成最大的铁托分子。不管毛泽东在心里如何看待斯大林，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中国迫切需要某种“国际承认”，需要有人承认他们的国际地位，而苏联就是它唯一的选择。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中国合法地位的国家，但斯大林私下里仍然不想给中国人任何其他形式的友谊。 诸多历史力量阻碍着国与国之间的真正联合，而斯大林的自大以及这两个人在各自国家的无上地位，又让他们之间的联合变得难上加难。到1949年，斯大林已经成为“伟大的斯大林”，成为持续的全民个人崇拜的真正受益者。毛泽东在制造个人崇拜方面还不够老练：苏联的个人崇拜文化毕竟已经有20年了。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在搞个人崇拜方面超越了斯大林。尽管他最初可能还对个人崇拜持怀疑态度，但他很快就认识到个人至上的真谛。像很多其他领导者一样，他也发现，有利于领导者的东西，往往也有利于革命。而且，随着他日益显著地成为中国的唯一领导人，他开始有唯我独尊之感。 事实证明，毛泽东在某些方面又非常像斯大林。他越是怀疑周围的人，就越相信这些人也在阴谋暗算他。于是，他开始不断清除周围的潜在“敌人”。随着个人崇拜的膨胀，随着贫苦农民对他的崇敬与日俱增，他在生活方式上开始发生变化。正如拉克尔所说的，毛泽东游长江这么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也被宣传成历史的转折点。拉克尔写道：“他不仅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天才。他从来不犯错误，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理，而且一句话顶别人一万句。” 1949年12月，毛泽东终于踏上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后因他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还记得，在此前几个月里，斯大林对毛泽东即将全面胜利一事保持缄默，苏联的报刊也几乎只字不提此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