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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安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的。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只好又去请示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田维新便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碰了一个软钉子，田维新半开玩笑道：“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韩先楚还是不松口。田维新深感棘手，又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韩先楚说的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李志民上将重新工作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4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总理的关心与杨勇的大度 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从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上将，原名杨世峻，生于湖南浏阳文家市。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组织指挥了金城战役，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1958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廖汉生中将，生于湖南桑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兼青海军区政治委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廖汉生的子女曾于1972年7月1日给毛泽东写信：“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都盼望父亲能尽早地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在这年7月7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465号上摘登了这封来信。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在《来信摘要》上写道： 送总理阅处。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廖汉生复出后，先后担任南京军区、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杨勇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一股脑儿地算到他的账上。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根据周恩来批示，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他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作的结论我没意见。” 结论作出后，杨勇将军等了半年，才于1972年5月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不久，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给杨勇作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带着总政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杨勇将军1977年起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