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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大声说着，谁都知道，这不是在说李敏。 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来到了。他们与毛泽东是世家友好，关系与众不同。 “富春啊，”毛泽东扭过头来大声地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这没头没脑的责备，使李富春先是一怔，接着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释，只是大口地吸烟。他心里明白，毛泽东不是冲他来的，只是拿他当话由，发泄而已。 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面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只是批评李富春。 刘少奇、邓小平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 幸好江青走过来招呼大家入席。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左右，陶铸夫妇和罗瑞卿分在主席这一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及江青本人，则分坐在另外两桌。 这种安排是毛泽东亲自嘱咐的。“大官”们只有陶铸夫妇有与主席坐在一桌的殊荣，表明此时毛泽东对陶铸的信任非同一般。 席间，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参与者只记得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钱学森为不久之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只是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他这时所关心的是“反修防修”而不是原子弹。 毛泽东大声地批评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有群众。”说到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划：“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 这一划，在党政军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也在毛泽东自己与各级“当权派”之间划了一道界限。当然这是想象中的一道界限。但这一划，确使参加宴会者心里一惊。 曾志回忆说：“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瘆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嘻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 12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会场。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毛泽东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毛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讲这些话，许多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指谁。刘少奇、邓小平沉默不语。会场的空气近乎凝固了，瘆人的寂静。 撤销“17条”，制定“23条”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分歧，在会外很少人知道。但各省市也感觉得到一些迹象。因为刚发到手的“17条”突然又接到通知收回销毁。 原来在会议前半段，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内容比较简单，只16条。根据会上讨论意见，又反复修改为17条。12月24日和27日，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12月28日，由彭真批转，以中央811号文件发出。 “17条”根据毛泽东12月20日讲话，已经加进了关于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重点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包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当权派”的提法。 文件发出后，12月30日，毛泽东又授意陈伯达在“17条”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中作了如下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照改的第二页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经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文“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说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毛泽东的三大政治秘书，胡乔木在养病，田家英已被冷落，只剩下陈伯达。陈伯达在政治旋涡中善于投机，随时准备把法码投向优胜者一方。1964年，他曾对刘少奇表现得很尊重。“桃园经验”的推广下发，让刘少奇挂帅，统管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都是他积极建议的。 然而，当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陈伯达迅速调整情绪，紧跟毛泽东。他12月27日会上的发言，顺着毛的话，从“理论”上批评刘少奇的两个提法。他说：“所谓清不清，历代就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质。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确的，性质不清楚，就会迷失方向的。” 陈的发言，深得毛的赞赏。后来毛泽东修改文件时，特别把这个意见写了进去。停发“17条”，也是陈伯达建议的。这使毛刘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朗化。 由于“17条”停发，会议又继续开了下去。 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举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毛泽东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第二个“10条”“太长了，太繁了。”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1月14日，毛泽东对各大区书记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的第一个10条，为什么过了三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10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毛泽东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书记处，一个是指国家计划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对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内容从17条变为23条。改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月14日会议讨论通过，由彭真送毛泽东审阅后，正式发出。会议也就此结束。 毛泽东在修改23条时，加进了严厉批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提法的话。他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段话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毛刘的争论事实上半公开化了。知情的中上层干部忧心忡忡，毛刘之间的分歧不同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分歧，这意味着党可能发生分裂。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受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数人的委托，面见刘少奇进言：“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无论如何不能和毛主席发生矛盾啊！” 刘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自我批评，以后，又在自己的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刘少奇检讨了不尊重主席的错误，常委们批评了刘少奇。然而，两个主席之间的裂痕，已难以弥合了。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但毛泽东已不再同刘少奇和书记处通气了。 正是这次的分歧，使毛泽东下了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决心。正如薄一波回忆说：毛刘分歧“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提到“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上讲：“引起我警觉，还是‘23条’那个时候。”1970年12月18日，毛会见斯诺。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答：“那就早啰。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有一点是明白无误了，毛泽东多次讲“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就是刘少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