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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黑洞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灾害频发，救灾支出大增。譬如，黄河年年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住决口，结果生生将黄河堵出了个“地上河”，从此，黄河更加容易泛滥，形成了恶性循环。此外，淮河、运河也是百弊丛生。乾隆年间，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钱不到一百万，而从嘉庆年间起每年动辄上千万。嘉庆二十五年（公历1820年），嘉庆帝猝死前夕，国家花了一千万两白银才堵上河南马家营决口，没来得及松一口气，轰隆一声巨响，下游仪封三堡大堤又决口三十余丈。嘉庆帝闻讯欲哭无泪，不堵了？千里泽国，哀鸿遍野；堵？要拿国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往黄河里扔！ 第五个黑洞是吏治腐败，这增加了行政成本。比如，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 道光帝即位之初，财政上出现了平定三藩以来百年未见的窘境，国库储备仅剩下二千万两。在乾隆时期，国库白银储备最高达八千余万两。考虑到治理黄河堵一个决口就要上千万两，就可知国库储备的确太少了。而且，不知道道光皇帝意识到没有，这个国库储备余额还仅是账面上的数字，实际到底有多少，他恐怕连核查的勇气都没有。 怎么办？ 当时中国是农业社会，财源有限，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工夫了。 但是，绝不能高估这种近乎吝啬的“节俭”的意义，道光皇帝的节俭主要是省自己，其影响的范围更是有限，离开了北京，官场生活依然故我，梨园声色，饮食精靡，变本加厉，官员、盐商生活豪奢，是道光想都想不到的。 根据道光年间在西北任职的张集馨回忆:来往于西藏、新疆以及甘肃、四川的官员皆经过西安，西安地方官均竭力招待。“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这就是道光帝节俭主义之下、官场腐败的真实写照。 光绪年间，做过中国驻英法等国外交官的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转叙了道光年间一位治河官员的回忆:当时，南河总督（那时黄河从江苏省入海，负责治理江苏境内黄河的官员叫南河总督）设在清江浦（今淮安市），每年耗费治河经费数百万两，但实际上用在治河上资金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被他们贪污或挥霍了。 贪官们的饮食、衣服、车马之类，争奇竞巧，极端奢侈。就拿宴席来说，一种豆腐就有二十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五十余种花样。豆腐需在数月前购集物料，挑选工人，细心制作。客人尝了他们宴席上的猪肉脯，赞叹不已。 一个客人起身上厕所，见几十头死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追问这是何故？原来刚才所吃的一盘猪脯，就是这几十头猪的脊背上的肉。这种猪脯的制作方法更是闻所未闻:将这几十头猪关闭于室内，拿竹竿打，猪奔跑嚎叫，猝然死去，赶紧割取猪背上的里脊肉一片，荟集几十只猪，才能供一盘猪脯。据说这样打死的猪，其精华集中于脊背，割而烹之，甘脆无比，其余的肉都腥恶失味，不能再食。 鹅掌这道菜的做法更是出奇。将鹅圈在铁笼里，笼下点着炭火，鹅环奔数周而死，其精华集中于两掌，每一席所需几十只乃至上百只鹅，而割去鹅掌后，全鹅弃之无用。还有一道菜叫鱼羹，取鲜活的大鲤鱼几十尾，倒悬于梁上，下承烧得沸腾的水锅，敲碎鱼头，鱼血滴入锅中，鱼尚未死，为蒸汽所逼，摇头摆尾，一刻不停，鱼血直到滴尽为止，锅中红丝一缕一缕连绵不绝，厨师撩血调羹，而全鱼就无用了…… 据说，这种宴会食物种类繁多，一场宴席历时三昼三夜，其间名菜佳肴连续不断。伴随宴席，声色犬马，歌舞升平，奢华之极。 可见，道光皇帝的“节俭”对官场奢靡的风气没有多大影响，那么，其“节俭”影响了他的儿孙吗？试看咸丰纵情于声色，儿媳慈禧大兴土木的生活就可知，其影响力是多么不值一提。这对道光帝的节俭形成了相当辛辣的讽刺！ 那么，道光帝的“节俭”有助于解决国家的经济危机吗？尽管道光皇帝为国家节省了一些经费，却无助于经济危机的解决，财政状况也未见彻底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以至有的大臣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这个疑问何尝不同样困扰着道光帝呢。总之，作为一国之君，不去大刀阔斧地开源兴利，而在一饭一衣上锱铢必较，这就不是节俭，而是舍本逐末的抠门儿、吝啬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