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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成功的政治赌博 11月11日晚10点钟，张春桥乘坐空军专机飞抵上海，韩哲一等人在上海机场迎接。市委工作人员想让张春桥与市委负责人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却径直让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派人来，与他一道赶往安亭。很快，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弄来一辆用吉普车改装的宣传车，张春桥就上了他们的车，而没有上上海市委为他准备的轿车。 张春桥到安亭后，天下着细雨，潘国平撑着一把雨伞跑过来，替张春桥打着伞。在这之前，张春桥并不认识他。他们一齐走进安亭汽车修理厂，很快开始了“中央文革”大员与“工总司”司令之间的谈判。 张春桥对潘国平等人说：“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不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见造反派头头在仔细听他的话，他又说：“这次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他暗示潘国平、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潘国平等人权衡利弊后同意把队伍拉回上海。 11月12日上午8时，张春桥在潘国平等人的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潘国平在一旁帮腔：“‘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造反派见潘国平、王洪文改变了态度，有人爬上卡车抢过大喇叭骂起来：“王洪文滚他妈的蛋！”耿金章就带领一千多人继续步行北上，大部分人跟着王洪文返回上海。 “安亭事件”解决得出人意料的顺利。下午4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张春桥是在冒着风险做政治赌博，他赌赢了。 虽说是政治赌博，从骨子里说，还是张春桥的潜意识里涌动着“文革”的思维法则，那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据笔者查找过的不完全的原始记录，张春桥后来不止十次讲到他在“安亭事件”中经历和“转变”过程。 1967年5月5日，张春桥在济南军区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得最详细：“我在这里也可以和同志们说一下。比如去年11月我到上海去，处理一些工人要上北京告状的问题。我下了飞机就赶到火车站找工人代表谈话。夜里12点到的，谈到天亮，毫无结果。我劝他们回上海，我们一块到上海去谈。不行，达不成协议。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这些代表没法谈了，要他们把我的意见给群众谈谈，他们说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众见面给群众谈。在车站广场上开万人大会，从天亮一直开到下午4点，才把他们说服了。就这样连着开了16个小时的会，中间也没吃饭，也没喝水。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16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15个小时。你要恼火，那一下子就闹翻了。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脑子里也确实考虑过。有时也觉得不对头，怎么骂起陈伯达来那么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们又都是第一次见面，我是好心好意来的，而且我确实是中央派来的，为什么那样攻我。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沉着，因为处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经验。我也没有发火，没有抓他们的人，也没有过多地责备他们。听了他们的意见，感觉他们讲的有道理，承认了他们有些讲的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决。这样到了4点钟才回去了。现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领导骨干和领导人，有很多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有那16个小时，我就跟他们成了好朋友了。现在我回到上海去工作，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我到那个工厂里边，总有人见了我说，唉呀，你好呀，我们在安亭见过面的呀（那个车站叫安亭车站）。这就建立了我们特殊友好关系。不打不成交嘛！” 一到上海，他立即向北京打了电话，把情况向江青汇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