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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安亭事件”定了性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 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现在分析来看，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征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安亭事件”明显地违背周恩来在这以前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一系列主张和努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更是多次批评类似的行动，竭力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秩序。11月16日，周恩来亲自同江苏省委负责人通话，要求省委出面做好拦车群众的工作，放行被拦车辆。指出：“这关系到国家的信誉，关系到交通运输，关系到劳动人民。”28日，周恩来亲自修改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滞留在四川广汉（宝成铁路所经的一个车站）的“成都工人造反团”的一份电报，提出：“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 “安亭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周恩来向参加工交座谈会的成员及一些省、市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条条”中央还要发几个，并且一定要保证有效，如保障交通运输、城镇水电供应。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到国计民生。你把火车停了，这不能叫“革命行动”。出现这样的事，首先我们作自我批评，抓迟了；然后要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否则，就没有原则了。隔了几天，周恩来就经他修改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铁路运输正常秩序的通告致信陈伯达、江青：“碰头会上根据一个月来各地拦车情况，起草了这一通告，现送上请中央文革小组加以讨论，并提出小组的意见，以便确定报请主席、林彪同志审批。附上一个月的工人拦车情况，请参阅。” 周恩来以“安亭事件”作为全国铁路运输混乱的起点，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个事件的态度。 直到这年年底，周恩来还在亲自过问上海铁路局的工作。当时正在病中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回忆： 12月31日下午，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决定要我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总理将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即抱病赶到上海北站解决交通问题。1967年1月1日凌晨3时，我在北站铁路公安分局听到周总理的声音：“丕显同志，你好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我问候了总理，并告我现已在铁路局，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周总理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我就是睡觉太少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上海铁路终于在第二天通车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