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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也曾担心“坐班房” 上海市委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发了专门文件，要各单位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不要对他们指责，乱扣帽子。但是更大的风波又出现了。 11月13日早晨，张春桥的心腹、原市委写作班子支部书记徐景贤找到张春桥，说黄金海等带领的那批造反队员不肯回厂，集中在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谈判。张春桥同意。 市委得知张春桥要谈判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张春桥也参加了。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做了预想，一致的意见是不能承认这种跨行业的全市性的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也不能承认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会上，张春桥也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市长曹荻秋对张春桥以往的阴阳怪气仍有所警惕。所以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给北京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委工作的陶铸打电话，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并请中央指示。在获得了陶铸的肯定后，曹荻秋一边听电话，一边作记录，又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的指示，免得他日后又不认账。 张春桥接过电话，向陶铸表示要按市委的意见办。 下午2点，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与潘国平、王洪文、首都红卫兵和交大代表十余人谈判。张说自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话头一转，说陈伯达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他说自己这次到上海，到安亭车站，接触了大量造反工人，亲自听了他们的“控诉”，看了安亭车站现场，才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他表示，回北京后，一定向陈伯达说明他所看到的情况，相信他们对此会有一致看法。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五点要求：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此句是张春桥加上的，笔者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来到广场上，宣布说：“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头一个问题：一、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11月4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了通知，你们回去后受到指责和刁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你们回去但不能保证不受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理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遍了上海。 张春桥为何这么快就改变了去安亭劝阻的初衷，并“先斩后奏”地做出了与中央不一致的决定呢？他不动声色的外表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内心波澜呢？ 近几年有人采访当年上海“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时，从中多少可窥见一斑： 潘国平对采访者说：“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徐景贤到巨鹿路工总司来找我，他那时是市委写作班子的人，给我的印象有一些书生气。他说张春桥让他来了解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对他说了一串话，他边听边记，最后说归纳起来无非是五条，回去向春桥同志汇报，还说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会见我们。那天王洪文没有去，有些书上说他也去了，不符合事实。下午在文化广场会议室，张春桥说今天来就是谈书面协议问题。徐景贤就把他写的东西拿出来，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还誊写了一遍，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我说你是不是要见见群众，张说好，就又到前台与工人见面。我把五条宣读了一遍，其中包括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工人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其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对工总司今后工作要提供方便。” 记者问：“是不是张春桥当时还在五条上加了一些内容？” “是的。张春桥在第二条上亲笔加了一句：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安亭事件到此告一段落。应该说，张春桥在这一事件中是一次政治赌博。事后张告诉我，来上海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找过他，方针是不能妥协。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否则回去无法交账。他还说我在安亭要挟他，一步步逼他。因为当时中央常委的决定是不支持我们的，而张春桥却是支持了我们。这对张的整个政治生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张对我说，他是冒了杀头的风险来支持我们的。在他签字的时候，他的依据也只是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这一条。他签字以后把这个五条汇报给中央。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陶铸说，怎么可以先斩后奏？在陶铸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毛在文件上写的是：‘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可以先斩后奏。’张春桥这一着棋，深得毛的赞同。这是粉碎“四人帮”后讽刺张春桥的漫画在陶铸被打倒之后，张春桥对我们说的。” 张春桥深知“安亭事件”的复杂性，稍有闪失，就有可能殃及全盘，押错了宝就可能摔下政治舞台。事后他曾对王洪文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上海话，脑袋的意思）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