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矶谷廉介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同期同学。1917年被派遣到中国，1935年任中国公使馆副武官，是日本第一代“中国通”青木宣纯的女婿 当然，中国自身的变革，是日军“中国通”失灵的最大原因。从北伐开始，中国大量引入苏联、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军事理论和军事顾问，日本军事顾问完全丧失了过去只手遮天的地位。日本国内研究者认为，青木和坂西时代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准确，很大程度缘于中国政府几乎全盘接受青木、坂西的决断。抗战爆发后，日军“中国通”最初大多鼓吹“对华一击论”、甚至是“中国非国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虽然依托由板垣提出的“分治工作论”，设立了针对汪精卫的梅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策反。但实际上包括梅、兰、竹、桐在内的以植物作为工作代号的策反工作，大部分没有实质性效果，远不如破坏中国经济的“海工作”等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大。 战后日本国内研究者认为，“中国通”在抗战期间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对中共情报的积累。应该说，日军“中国通”对李宗仁、阎锡山，包括蒋介石等北伐时期成长起来的新军阀，整体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阎锡山的“对伯工作”，除了帮阎锡山保存部队和地盘外，仅使日军投降后山西日军的下场稍微改善，除此之外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成果。但是，至少日军成功地打入了阎锡山系统的内部。对于中共，日军“中国通”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是“盲人摸象”。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就开始要求“中国通”提供有关中共的情报，但这时期“中国通”们仅仅空喊“对华重认识”，拿出来的成果还不如被日共完全渗透的“满铁调查部”。作为“中国通”，冈村宁次确实在华北给八路军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困难，但战后日本国内研究者认为，冈村善于与国民党系统的伪军打交道，与一般日军将领相比，也更了解中国社会。但是，他利用维持会等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基层政权的计划却完全归于失败。日本国内参谋本部中国课一度认为八路的给养是由苏联提供，要求日军切断延安与苏联交通线，体现了中国课作为日军对中国情报收集中心机关，对中共的人民战争理论体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