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修编年国史之滥觞
    "春秋"原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各诸侯国编年国史的通称。《国语·楚语》有"教之以《春秋》"、《国语·晋语》有"习于《春秋》"等语，可见楚史、晋史皆名《春秋》。《墨子·明鬼》更征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春秋年间各诸侯国所编国史皆名《春秋》，墨子曾称"吾见百国《春秋》"①，极言其时作为列国国史的《春秋》数量之众。然而，在众多的诸侯国国史中，传世者仅为《鲁春秋》，于是，后来《春秋》成为鲁史专名。《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这里《春秋》已特指鲁史，而与晋史《乘》，楚史《梼杌》相并列。
    《春秋》的得名，盖因各国国史均为编年体，而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以示编年。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说：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这段话将《春秋》的编年史性质阐述得十分清楚，这部史书的得名之由也就随之昭然。而其他三说，则未免牵强附会，一如《春秋》命名含赏刑之义，所谓"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二如《春秋》命名含褒贬之义，所谓"一褒一贬，若春若秋"；三如"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②
    作为编年史的鲁史《春秋》，以鲁国纪元，起于鲁德公元年③（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或十六年（前479年），计凡十二公，二百四十多年，未曾间断，开我国官修编年国史之先河，也是世界最早的编年史之一。《春秋》记史的方法，上承卜辞，与殷周彝铭接近，以年、月、日系事，文字简约。该书所记史事，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主要记述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如列国间的聘访、盟会、征伐、域筑，也载有若干自然现象，如水、旱、雪、霜、地震、日食，经济、文化事项则略有记述。
    关于《春秋》的作者，自孟轲说"孔子成《春秋》"④，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⑤以降，历来确认为孔子。或谓孔子创作，或谓孔子据鲁史《春秋》笔削而成。但在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中，绝未提及孔子作《春秋》一事，这是孔子作《春秋》说"的一大疑问。近人钱玄同直称"孔子作《春秋》说"是孟子的伪造。⑥据今人徐中舒、罗世烈等考证，《春秋》基本是鲁史旧文，为鲁国太史所记。⑦据《左传·昭公二年》载，公元前540年（孔丘生前十年）， 晋国大夫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可见孔丘之前，早有《鲁春秋》。另外，《春秋》前后笔调不一，体例多异，足见非出自一人手笔，而是前后经多个史官编纂而成。而且《春秋》中有"孔子生"、"孔子卒"的记载，也证明孔丘不可能是《春秋》撰写者。孔门弟子以此书作历史课本教授门徒则在情理之中。
    二、"笔削大义微言"的"书法"
    《春秋》被列入"五经"，甚至被认作"五经"中意旨最高深的一部，主要并非由于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而是因为《春秋》记事侧重评断，这种评断是通过一种被称之"书法"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故章学诚（1738-1801）说："《尚书》无定法，《春秋》有成例。"⑧所谓"有成例"，即指有一定之法。《春秋》的"书法"，简言之，是以谨慎的用字来显示作者的价值取向，在极洗练的文句中透露其"惩恶扬善"的意图，达到"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⑨的效应。这种褒贬的基本准绳是周代的礼制，一切违背周礼等级名分的僭越行为，必受其谴责；一切遵守礼制的人和事，必获其表彰，而这种谴责或表彰是通"书"与"不书"，以及"如何书"显示出来的。晋文公召见周天子，这当然是僭越之举，《春秋》不直记这一违礼事件，却曲笔写作"天王狩于河阳"，明明是周天子屈尊应晋文公之召，却说成是天子出"狩"，这是"为尊者讳"的典型事例。另外，同样是鲁君亡故，《春秋》或书以"薨"（诸侯亡故的正式说法），或书以"卒"（大夫亡故的正式说法），这也是一种有寓意的"书法"，所谓"内君逝以'薨'，未成君曰'卒'，天王皆曰'崩'。"⑩对于战争，因其性质之异，《春秋》分别选用伐、侵、袭、入、克、灭、取、战、围、歼、追等不同字汇，以显示某种价值评判。
    总之，《春秋》通过史记中的价值评判，达到"正名分"的目的。对于《春秋》的这一意旨，孟轲深有体悟，而且大加阐述。他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1）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2）
    这里且不论《春秋》是否为孔丘听作，仅就《春秋》使得僭越礼制的"乱臣贼子"惧怕这一点而论，确乎揭示了《春秋》所特有的维护等级名分的社会功能，而这种社会功能又恰恰是通过"载之以史籍"、"垂之以竹帛"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在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三不朽"的中国人看来，其威力就更加强大了。
    《庄子·天下》在论列六经之用时指出："《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春秋》的功能是"道名分"，也即讲述尊卑上下关系的道理：
    司马迁也指出《春秋》的特色是"文约而指博"，包藏着褒贬之义，故"《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13）。司马迁又引壶遂的话说：
    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重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14）
    这里强调的也是《春秋》论断礼义的作用，即所谓"《春秋》道义"--寓褒贬、正名分、辨是非，以礼制作标准评判历史，进而儆诫后人。秦汉以降，"《春秋》大义"成为纲常名教的同义语。《春秋》作为经书也被推尊到至高至贵的地位，汉代董仲舒甚至以《春秋》决狱，"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15）当然，鄙视《春秋》，以为其是无条理的流水帐者也不乏人，如王安石讥《春秋》为不足道的"断爛朝报"，便是著名的一例。
    三、《春秋》三传
    作为记事之史的《春秋》（16），文字极简约，二百多年的鲁国及列国史事，仅以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字记之，每条多则四十余字，少则一字，缺乏历史细节的具体描述，同时也未能对史料作统筹规划，发掘出其联系性。这样，便陆续出现一些解释《春秋》的书。因《春秋》被尊为"经"，解释这部经的书便称之"传"，其传世者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17）。《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今文，以解释《春秋》经义为务，属"经传"正体；《左传》是古文，详细记述《春秋》所简单涉及到的历史事实，属于"史传"，不是经传正体。故有"《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之说。
    《春秋左氏传》省称《左传》。西汉以前又称《左氏春秋》，或《春秋》、《〈春秋〉古文》，《汉书·艺文志》始称《春秋左氏传》，以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并称。旧说《左传》作者为与孔子同时的鲁国盲史左丘明。（18）现代学者考证，《左传》可能由左丘明口授，但成书约于战国初期，执笔者可能与孔子门人相关。其记载史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
    《左传》虽大都以《春秋》为依托，但已不再是简短的年代大事记、朝报式的载录，而是历史事件完整的记述，社会生活生动的写照，它广泛而详尽地记载了春秋间的大事件和上层政治生活、军事斗争。如《春秋》对晋、楚间的邺之战，仅记有"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邺，晋师败绩"二十一个字，而《左传》却铺陈为二千五百三十五个字，详细记述了这场战争的始末，成为我国写战争的史传文学的典范。《春秋》全书仅一万多字，而《左传》共十八万二百七十三字，是《史记》以前我国规模最宏大的历史著作。《左传》还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经济史、思想史、科技史方面的材料，并广为征引古文献，如《商书》、《周书》、《易》、《诗》，其中不少是今本《书》、《易》、《诗》中所不载的佚文，尤显珍贵。
    《春秋公羊传》，有称《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旧题战国齐人公羊高撰。（19）原为口说流传，汉初才成书。它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史事记载远比《左传》简略，而且不确切。
    《公羊传》特别受到汉武帝推崇，因为《公羊传》适应了汉帝国"大一统"的需要。《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释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在向汉武帝提出推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建策时，开宗明义宣传的也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0）这种"大一统"思想成为汉代以降的官方哲学。此外，《公羊传》所宣扬的"君亲无将，将而诛焉"（21），认为臣子对君父不能有弑杀的念头，若有此念头，就可以将其诛之。这类思想也为专制帝王所赏识。而《公羊传》的阐发的"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等观念，则为后世改制者所沿用。总之，如果说《左传》是我国史学的早期楷模，那么《公羊传》则是我国政治学的初始范本。
    《春秋谷梁传》，省称《谷梁传》，亦称《谷梁春秋》，旧题鲁人谷梁赤撰。（22）以往认为谷梁赤与公羊高之学，均受子夏所传。但《谷梁传》与《公羊传》彼此矛盾处颇多，学脉显然不一，故说其同为子夏所传，恐不确，《谷梁传》原来也是口说流传，汉初才成书。体裁略近《公羊传》，是阐释《春秋》经义的作品。
    为比较"三传"差异，下以《春秋》经文"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的三传阐释作例说明之。
    《左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敦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为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谷梁传》："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讓恒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对于《春秋》中同一条经文，《左传》从史事上铺陈，以写实的笔法
    记述了鲁隐公继位过程，无意从中"激发"出什么"画外音"。而且，为说明隐公继位的始末，还写了"先经以始事"的一段话，即"惠公元妃孟子……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本为《春秋》经文"春王正月"以前的史实，显然是《左传》作者直接取材于其他史料补写上去的，以详明史实。《左传》中的这类情况颇多，也正因为如此，《左传》才成为一部记载翔实，有头有尾的史书。而《公羊传》与《谷梁传》则对史事叙述的周详不感兴趣，它们从经文的记事性文字中，恣意发挥出"大义"来，如《公羊传》发挥的"大一统"，《谷梁传》发挥的"受位以正"的礼教观，其实，这些"大义"与《春秋》经文的"本义"并不相及。总之，《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对《春秋》的阐释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左传》拓展了《春秋》作为编年国史的侧面，成为史学巨著：《公羊传》、《谷梁传》则发挥《春秋》"书法"，阐扬"微言大义"，成为政治学的一种特别文本。正如朱熹评论的：
    《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
    这是允当之论。
    注释：
    ①《隋书》李德林答魏收书引《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今传本《墨子》书中未见此语。
    ②一、二两说见王应麟《玉海》引郑樵说：三说见徐彦《公羊传疏》。
    ③鲁隐公父亲鲁惠公以上的鲁史原始记载亡佚。
    ④《孟子·滕文公下》。
    ⑤《史记·太史公自序》。
    ⑥见《左史辨》第一册第67-82页。
    ⑦参见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史教学》1962年第11期；罗世烈《孔子与春秋》，《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杨伯峻：《经书浅谈》，《文史知识》1982年第5期。
    ⑧《文史通义·书教》。
    ⑨晋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
    ⑩陈槃：《左氏春秋义例辨》。
    （11）（12）《孟子·滕文公下》。
    （13）《史记·孔子世家》。
    （14）《史记·太史公自序》。
    （15）见《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王光谦补注。
    （16）《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17）《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春秋》传有五种，"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邹氏传十一卷"，"史氏传十一卷"。但"邹氏无师"，即无传授之人；"史氏未有书"，即仅口说相传，未著竹帛。
    （18）此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19）《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汉书注》称公羊子名高。
    （20）《汉书·董仲舒传》。
    （21）《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
    （22）《汉书·艺文志》："《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鲁人"◆谭《新政》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称谷梁子为"谷梁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