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关于《新唐书》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编纂体例、史料扩充、叙事简洁等方面，对其修撰思想的探索显得十分欠缺。而这一点对于认识《新唐书》在"二十四史"中的地位，又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本文拟对《新唐书》的思想倾向作一粗略考察。
    《新唐书》的修撰，是在五代割据时期所修《旧唐书》之后一个世纪才由北宋政权重新提出的。重修的原因，在欧阳修起草的《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十分明白。一是向往唐政权"为国长久"，希望效法"其典章制度之英"。二是感叹继唐之后竟是一个"衰世"，割据时期所修《旧唐书》"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因而达不到"垂劝戒，示久远"的目的。三是北宋君臣都希望另修一部唐史，"补缉阙亡，黜正伪谬，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①"刊修"（主编）欧阳修起草的这份进书表，经"提举"（监修）曾公亮上奏宋仁宗，得到认可，成为一篇集中反映《新唐书》编纂思想的权威性文献。这样的意图贯彻到整部书中，便非常明显的表现出下述四个方面的思想倾向。
    一、"暴恶以动人耳目"
    北宋统治集团对《旧唐书》最大的不满就在于"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恶以动人耳目"。而这类现象，自北宋建国就未间断过。对于当时的形势，欧阳修有一段概括"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②为挽救这种兵败、民反、财乏局面而推行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又烟消云散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重修唐史，首要的任务当然是充分暴露那些动摇唐代统治地位的"祸根罪首"，并要达到"动人耳目"的程度，使北宋中期的臣民们认为这都是"罪恶"而不敢犯上作乱。这一思想意图，在《新唐书》中贯彻最为彻底。
    本纪中，以《春秋》为依据，对于武则天强调其为"弑君篡国之主"，之所以"不黜绝之"，为的是"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认为"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是其侥幸。③欧阳修等对于"盗执其国政"者的切齿之恨，在评论武则天时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论说唐文宗，同样以《春秋》笔法，"君弑而贼不讨，则深责其国，以为无臣子也"为根据，对弑杀唐宪宗的"贼"历三朝而犹在，唐文宗仅能杀其人，不能明其"罪恶"，深感"可叹"。因而，指责唐文宗"仁而少断，承父兄之弊，宦官桡权，制之不得其术，故其终困以此。"④
    列传贯彻"暴恶以动人耳目。"最明显处就是新增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4个类传，并移外戚、宦者、两个类传于酷吏、藩镇之前。外戚、宦者、酷吏、藩镇4个类传排列在起，奸臣、叛臣、逆臣3个类传置于全书末尾，都是为了醒目，或者说是便于"动人耳目"。
    外戚，在两位"刊修"欧阳修、宋祁看来，唐代曾经出现过武氏、韦氏"产乱朝廷"，委政杨氏"阶召反虏，遂丧天下"的情况，因而总结出外戚"用福甚者得祸酷，取名少者蒙责轻"的"理"来，提醒宋朝君主注意："主贤则其共荣，主否则先受其祸"。⑤宦官专权，是唐代"产乱取亡"的"祸根"之一，《新唐书》对于这一点认识十分清楚。其《宦者列传》前的小序明确指出："祸始开元，极于元祐，凶愎参会，党类歼灭，王室从而溃丧"。同时，将宦官专权的危害形象地比作寄于朽木的蠹虫，用火烧蠹虫，虫子烧尽朽木也随之俱焚。大概北宋统治者很注意唐代外戚、宦官之祸，《新唐书》的上述总结又恰如其分，因而宋代几乎没有发生过外戚干政、宦官产乱之事。酷吏，是与著武则天"大恶"，联系在一起的，认为"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⑥
    至于藩镇问题，书中说得更加明白："安史乱天下"之后，朝廷为求"幸安"，致"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⑦全书用5 卷篇幅集中记述"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的割据局面。涉及的割据范围，有魏博、镇冀（成德）、卢龙、淄清、横海（沧景）、宣武、彰义、泽潞等镇，传写的割据者68人（包括附传）。《旧唐书》虽然基本上也都有记述，却是以时间先后分散于诸臣列传之中的，既不便于看清藩镇在唐代发展的脉络，又达不到"暴其恶以动人耳目"的目的。《新唐书》将他们集中到一起，冠以"藩镇"类传的名目，收到了一举两得的客观效果。
    划为奸臣的入传（包括附传）人物共13人，提醒"有国家者，可不戒哉"的是"国将亡，妖实产之"⑧，将奸臣比作"妖"，认为奸臣出现是"国将亡"的信号。与《奸臣列传》一样，其《叛臣列传》也是1卷2篇，入传者为中唐以后举兵叛变者13人。这些人大都是"功高威重"之臣，由于"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当个人利欲得不到满足时，"弗得其所辄发，果于犯上"。⑨
    最不能为当权者所容忍的是自立为王、力图用武装推翻现行统治的"逆臣"。《新唐书》将这类人物置于全书最末，用1卷3篇记述其"暴兴而亟灭"的行事。安禄山、史思明作为一种类型，"假天子恩幸，遂乱天下"。突出"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贼杀其父"，是"天之报施"。李希烈、朱泚、虽在一篇，大致情况与安禄山、史思明相似。黄巢、秦宗权、董昌被划作一种类型，表面看来似乎不伦不类，但《新唐书》的"刊修"们却认为（黄）"巢死，秦宗权始张，株乱遍天下，朱温卒攘神器有之，大抵皆（黄）巢党也"，是"大托诸人告亡于下"的表现。⑩其实，多数人（包括今天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是肯定黄巢起义之后唐政权名存实亡这一事实的。换句话说，都承认黄巢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政权的统治。反过来，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黄巢当然是亡唐的"祸根罪首"了。朱温要不是称帝建立了后梁政权，也一定会与黄巢"陪绑"，打入"逆臣"之流的。
    二、"扬善以垂劝戒"
    "暴恶"、"扬善"是相辅而行的，自古如此。《新唐书》为达到"扬善以垂劝戒"的目的，同样采用了"动人耳目"的手法。最明显的表现是，将"忠义"提到类传之首（除诸臣列传之前的特殊类传--后妃、宗室等），创立《卓行列传》，并继以《孝友列传》。忠义、卓行、孝友3个类传接续编排，列在类传最前， 要宣扬什么、突出什么，不用任何解释，便可一目了然。
    《旧唐书·忠义列传》仅记述入传人物的"杀身成仁，临难不苟"的事迹，而在其它一些人物传记中却强调"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宁限于两国尔！"（11）《新唐书·忠义列传》前面的小序简直就是在批驳上面的观点："虽一世成败，亦未必济也，要为重所与，终始一操"。北宋最高统治集团需要的"忠义"是"终始一操"，必须一心一意、专心专意地效忠北宋政权。在安史战乱中力拒叛军而全家遇害的广平太守毕炕，《旧唐书》没有立传，也不附其父毕构传，《新唐书》针对这一点特地在毕构传后附毕炕一笔。其实，毕炕之事，史料缺乏，《旧唐书》不立传或不附其父传，不一定要过多指责。《新唐书》为其立附传，也仅仅"构子炕， 天宝末为广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赠户部尚书"（12）共25字。
    《卓行列传》1卷，仅记7人，事迹都是"不污贼，据忠自完，而乱臣为沮计"，强调的是"节谊"（13），用意非常清楚。
    新、旧两书《孝友列传》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旧书仅仅认为"善父母"、"善兄弟"的孝友"可以移于君，施于有政，承上而顺下，令终而善始"（14），着眼于为君者的自身修养。新书则强调"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之而国，国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从，其失则以法绳之"，着眼于"以其教孝而求忠"。（15）鉴于着眼点有别，凡欧、宋认为符合"教孝而求忠"这一原则者，则入传；不符者，则不收。
    集忠义、卓行、孝友3卷5篇类传，透过所传人物事迹，《新唐书》所要宣扬的，一句话归宗，便是其《忠义列传》的序文所言："忠义者，真天下之大闲欤！"所谓"闲"者，道德、法度之谓也。就是说，忠义是作人的最高道德准则。讲卓行，强调"节谊"，围绕的是"据忠自完"；叙孝友，强调的是"教孝而求忠"，突出的都是一个"忠"字。正是这样的关系，才使得"王者常推而褒之"，用以"砥砺生民而窒不轨"。（16）说得明白一点，执政的君王把"忠义"（包括"节谊"、"孝友"）的旗帜举得高高的，时时奖励那些有"节谊"的"忠义"之士，便可以磨炼百姓的道德，使"犯上作乱"的"不轨"行为因此而熄灭。一副封建专制统治的卫道士的面孔，透过这几卷类传所要宣扬的东西--忠、孝、节、义，暴露得实在够充分了。这一点，此前的"正史"确实都不能与之相比！
    三、尊奉《春秋》，推崇韩愈
    欧阳修、宋祁等"刊修"《新唐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暴恶"、"扬善"以"动人耳目"这两个方面的做法上，更进一步从历史上，特别是从唐代寻找卫道的理论，以期真正达到"垂劝戒，示久远"的根本目的。对于《新唐书》这方面的内容，不论后世评价如何，却都承认这一事实本身，即尊奉《春秋》，推崇韩愈。
    这里先稍稍涉及一下欧、宋二位"刊修"的经学思想。中唐新起的学风影响至宋，由《春秋》学发展为唐史热。新起《春秋》学打破以往"三传"的束缚，直探《春秋》经文，发挥己见，指陈旧说。欧阳修在这一学术潮流中，做出较为明显的成绩。他认为《春秋》三传"不能无失"，采取了"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17）的态度，即《春秋》中记载的相信，《春秋》中没有写而《左传》等书有记载的不信。这一态度，有其不惑传注、勇于疑古的一方面，也有不愿承认《左传》等史籍所记春秋争霸、以下挟上事实的一面。肯定其前一点是对的，但忽略或回避这后一点就未免偏颇了。欧阳修反复论证孔子作《春秋》是"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是"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18），显然都是要用"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思想来指导"刊修"《新唐书》。其"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19），正是其尊奉《春秋》的表现。为了遵循孔子删削《春秋》的所谓"笔法"和是非标准，在取舍唐代史事时，不惜使本应"事增于前"的《新唐书》本纪由原先的近30万字减少到不足10万字，不仅尽削诏令，甚至损害史事的真实程度。比如，《旧唐书·玄宗纪下》天宝十五载六月庚寅，"哥舒翰将兵八万与贼将崔乾祐战于灵宝西原"，到《新唐书·玄宗纪》中竟被改成"哥舒翰及安禄山战于灵宝西原"，似乎是哥舒翰在与安禄山直接交锋。本来，攻占长安的是孙孝哲所指挥的叛军，安禄山本人在洛阳称"大燕皇帝"，而《新唐书·玄宗纪》，却好像安禄山亲自打进长安，写成"禄山陷京师"。
    至于宋祁，不少学者都征引书中《儒学·啖助传》的"赞曰"，认为他"遵守古训"，与欧阳修"不惑传注"，表现了明显的"异趣"。（20）在"不惑传注"、勇于疑古与"遵守古训、不敢妄作聪明"的具体治学思想和方法上，可以说欧、宋确实有"异趣"之处。但是，在尊奉《春秋》以"使王政明而礼义充"方面，两位"刊修"之间不存在多少"异趣的地方。宋祁主持"刊修"列传，其中有一个不为人们注意但又最能说明问题的实例，足以证明宋祁与欧阳修同样是非常尊奉《春秋》的。在《旧唐书》的列传中，用1卷书单独为◆立正传的，共计7卷7人，即李密、魏征、郭子仪、李晟、陆贽、裴度、李德裕（其中◆有附传）。《新唐书》列传中，在这之外又另增立4卷4人，即萧瑀、李光弼、韩愈、刘蒉、萧瑀，以其子孙八叶宰相，"与唐盛衰"，为表"世家之盛，古未有也"（21），综贯萧氏为1卷。李光弼， "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战功推为中兴第一"（22），单独为1卷亦所应当。至于韩愈，后面再述。而刘蒉，仅仅在唐文宗大和二年有一贤良对策，《旧唐书》是将其列入《文苑列传》的，《新唐书》却以其独立为1卷（卷178），这是什么缘故呢？只能用宋祁也是尊奉《春秋》来作解释！《旧唐书》称刘蒉"尤精《左氏春秋》"，是说其精通《春秋》及《左传》，到《新唐书》中被改为"明《春秋》"，不提《左传》了。更主要的是，刘蒉的贤良对策5600字，占其传记4／5篇幅，共用了11个"臣谨按《春秋》"，几乎事事、处处，以《春秋》为依据。这样的一个"典型"，怎么能够放在不起眼的《文苑列传》中呢！唯其单独立传，1人1卷，方可见其"典型"性，也才能够显示出"刊修"提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