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蒉这样的"典型"固然要树立，让人们时时、处处都坚持以《春秋》为指导日己言行的理论依据，不犯上，不作乱。然而，刘蒉其人的影响毕竟太小，又不能发挥《春秋》。对于北宋最高统治集团来说，这是很不够的。他们需要在坚持"《春秋》遗意"的基础上，有更能维护其统治的新理论，即需要发展《春秋》的"遗意"。在唐代，恰恰出现了这样一个重要人物--韩愈。韩愈提出了一个神秘的"道统说"，杜撰出所谓从尧、舜、禹、文武、周公至孔、孟的道统传授系统，并将其本人打扮成承接孔、孟心传的"道统"继承人。他反复申说的"道"，正如侯外庐所分析，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法权、教化、道德的绝对原则，完全是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权而服务的"，完全是"从封建主义的卫道者的立场出发"。（23）韩愈的"道统说"，到了北宋中期便渐渐发展为"道学"。欧、宋等人，正处在这一转变的重要时刻。在"道学"发展的氛围中，出于"卫道"的需要，推崇韩愈这个"之文、之道，万世所共遵"的人物，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一部唐史，如果不推崇韩愈这样的人物，不单独立传，还谈什么"卫道"！欧阳修在明确表示膺服韩愈的同时，对于也"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的柳宗元，却认为他与韩愈"为道不同，犹夷、夏也"，甚至称柳宗元"真韩门之罪人"。（24）这里所谓的"道"，尽管有各种解释，恐怕不能回避"道统"之"道"吧！就是说，柳宗元的卫道色彩不如韩愈鲜明、浓厚。欧阳修推崇韩愈、贬低柳氏，宋祁同样是尊韩抑柳的。《旧唐书》评价韩愈，说其"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25）以唐代的历史实际而言，这是一句大实话。可在《新唐书》卷176《韩愈传》的"赞曰"中，宋祁是绝不希望"其道未果"的， 便大加渲染地说："其道盖自比孟轲"，"可谓笃道君子"，肯定其"拨衰反正"之功与孟子"齐而力倍之"，还要"仰之如泰山、北斗"。这真是推崇韩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肉麻，正是这一原因，加之喜好古文，整部《新唐书》列传，共计转录韩愈文章16篇，甚至不顾"史体"。在《藩镇·吴元济传》中全文载录了韩愈《平淮西碑》。
    一个孔子，一个韩愈，前者是奠定封建专制统治理论基础的老祖宗，后者是捍卫并发展这一统治理论的道学先驱。这两个人，在《新唐书》中被尊奉、推崇到如此高仰的地位，这部书的思想倾向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了。
    四、力排佛老，以明王道
    关于这一点，在论述欧阳修学术思想的文章中，大都涉及较详。但是，对于力排佛老的意图，却认识偏颇。
    韩愈杜撰"道统"，为的是反对"佛统"以弘扬孟孔之道。欧阳修同样主张以礼义道德去佛，所撰《本论》一篇，认为"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但是，又不是"不可去之"，而是"未知其方"。欧阳修所开"药方"，仅仅8个字："礼义者，胜佛之本也。"（26）这一思想，贯彻到《新唐书》中，便是在赞美唐太宗除乱"比迹汤武"，致治"庶几成康"，盛称"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的同时，仅仅因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等，又视其为"中材庸主"而加以"责备"。（27）批评唐武宗"奋然除去浮图之法甚锐"又"躬受道家之箓"，亦"非明智之不惑者"。（28）在《集古录跋尾》中，他更指责"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时盛"，"然祸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29）；又说唐玄宗"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并进一步批判，"佛老二者，同出于贪"，"必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30）这与韩愈以"道统"反"佛统"，唱的完全是一个调。
    至于宋祁，对于佛、老的态度，丝毫不逊色于欧阳修。他认为，儒家"入以侍亲，出以事君"；道家所尚，清静柔弱，"清静可以治人，柔弱可以治身，若等服而行之，不害为儒也"；至于佛家，"自远方流入中国，其言荒茫夸大"，"掊嗜欲，弃亲属"。（31）比较三家，告戒诸子，着眼点是放在"治人"（治国）、"治身"（修身）、反对"弃亲属"（齐家）上的。在《新唐书》列传中，他抓住唐懿宗惑"浮图"，李蔚上疏切谏一事大作文章，写了一则450余字的"赞曰"，声讨佛教（32）。作为"刊修"，如此浓重的反佛意识，给《新唐书》带来的一大缺点是：回避佛教在唐代盛行的事实，不反映唐代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这一重要变化，甚至不为高僧立传。《旧唐书·方伎列传》已经有传的玄奘、神秀、慧能、一行，统统被删个干净。这那里是什么"不没其实"，简直是在掩盖史实！
    一面推崇提倡"道统"的韩愈，一面极力排斥外来的佛教，在这样鲜明的对照中可以清楚看到《新唐书》的一个带倾向性的思想：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极力抵制外来文化，大肆宣扬本土固有的"君臣之道"、"礼义之本"，甚至可以不顾历史真实，把一个有魄力敢于吸收当时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唐代社会，篡改成无视外来文化的封闭社会，把对东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玄奘等高僧从史书中抹掉！将欧、宋排佛同反迷信联系在一起加以肯定，似无可非议。如果忽略其反佛旨在"明道"这一根本思想，又无视其掩盖唐代思想文化的变异、恐怕就是偏见在作怪了。其实，欧阳修本人后来也无法摆脱佛教文化的影响，渐渐改变了排佛的立场，承认这一外来文化在中华礼义之邦深入人心的事实了。当他与庐山东林寺祖印禅师一席话后，也"肃然心服"。其后，"致仕居颖上，日与沙门游。因号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33）然而，"正史"中却始终回避这类事实。
    从上述考察中不难看出，《新唐书》在重新改写唐代历史时，主导思想非常清楚，即一切都从"卫道"出发，不论是"暴恶"、"扬善"，还是"排佛"、"尊韩"，都是在"卫道"。凡是有益于"卫道"者，便"补缉阙亡"，大肆渲染；凡是与"卫道"相背者，就在"黜天上伪谬"给列，予以删削。宋代以后，史学功用日渐卫道，"正史"思想趋向理学。史书形式越加规范，都是以《新唐书》为起点的，这是认识中国传统史学时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注释：
    ①详见《欧阳文忠公集》卷91，又中华书局校点本《新唐书》书后附。
    ②《欧阳文忠公集》卷46《准诏言事上书》
    ③《新唐书》卷4"赞曰"
    ④（28）《新唐书》卷8"赞曰"
    ⑤《新唐书》卷206《外戚列传》序
    ⑥《新唐书》卷209《酷吏列传》序
    ⑦《新唐书》卷210《藩镇列传》序
    ⑧《新唐书》卷223下"赞曰"
    ⑨《新唐书》卷224上《陈少游传》"赞曰"
    ⑩《新唐书》卷225下《黄巢传》"赞曰"
    （11）《旧唐书》卷59"史臣曰"
    （12）《新唐书》卷128《毕构传》
    （13）《新唐书》卷194《卓行列传》"赞曰"
    （14）《旧唐书》卷188《孝友列传》序
    （15）《新唐书》卷195《孝友列传》"赞曰"
    （16）《新唐书》卷191《忠义列传》序
    （17）《欧阳文忠公集》卷18《春秋论上》
    （18）分见《欧阳文忠公集》卷19《春秋论下》，卷18《春秋论中》
    （19）《欧阳文忠公集》附录2《神道碑》
    （20）详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8《宋儒经学》
    （21）《新唐书》卷101《萧瑀传》"赞曰"
    （22）《新唐书》卷136《李光弼传》
    （23）《中国思想史纲》上册，254～255页。
    （24）《欧阳文忠公集》卷141《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唐南岳弥陀和尚碑》
    （25）《旧唐书》卷160"史臣曰"
    （26）《欧阳文忠公集》卷17《本论上》
    （27）《新唐书》卷2《太宗本纪》"赞曰"
    （29）《欧阳文忠公集》卷139《新司刑寺大脚迹敕》
    （30）《欧阳文忠公集》卷130《唐华阳颂》
    （31）《宋景文公笔记》卷下《庭戒诸儿》
    （32）详见《新唐书》卷181《李蔚传》"赞曰"
    （33）《佛祖统记》卷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