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先生的研究，从专题来说，主要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及敦煌学等；就断代而言，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代和隋唐五代，并沿及宋代，乃至明及晚清（近承宁欣师姊相告，宁先生正在撰写一部《六至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则其断代研究已至宋元明）。他早年，主要集中于经济史、农民战争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则侧重于文化史、社会史和敦煌学。这一变化，与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演变大致吻合--研究者个人很难完全摆脱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研究成果也反映着研究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学术背景。如果他早年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农民战争史等的研究，还多少有一些“跟着走”的意味，那么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特别是围绕着汉晋“社”所作的研究，在大陆的社会史研究中可谓先着一鞭；这也直接导致了此后他对敦煌社邑文书的整理和研究。
    关于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他主要集中在经济史、农民战争史和政治史。敦煌学虽然在时段上有与隋唐五代并列的内容，但它已成为专门之学了。收于《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的隋唐五代史的论文共有七篇。最早的两篇讨论的是有关赋役和财政制度的论文，发表于1959年；三篇农民战争史的论文，发表于1961和1962年；另外两篇有关隋代和唐末五代政治史的论文，分别发表于1984年和1997年。另外，他在九十年代主编了《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
    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五篇文章，虽然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对史料的重视。也许是巧合，这五篇文章中有四篇是与学者进行商榷的文章，而商榷又都是围绕着对史料的解读来展开的。对史料的广泛收集和细致辨析，与当时过分强调理论、忽视史料的学风有着明显的不同。
    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章中提出了唐代中央财政“江南地方化”的论断，即唐代到武则天玄宗时期，中央实行的是原来南朝的财政制度。宁先生撰写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唐代中央财政制度“江南地方化”问题》，认为陈先生举出支持这一论断的证据只是一个例证，即南朝曾经实行的纳布代租之制，这“不能算是充分的”，况且这一制度在唐代亦未推广到全国，仍限于江南一地。在此基础上，宁先生指出陈先生的“这些考据和议论本身也存在着矛盾”。在陈先生看来，南朝的财政特点是“无均田之制，其国用注重于关市之税”；在宁先生看来，纳租代布并非关市之税，而是“田租的变相”，不能证明所谓财政“南朝化”的问题。在宁先生看来，除纳租代布以外，也没有材料能证明陈先生唐中央财政南朝化的论断；他对此作了总结：“一直到玄宗末期的天宝年间，唐代中央财政制度仍是属于陈寅恪先生所谓的‘惟受谷帛之输’的北朝系统，并没有‘南朝化’。”
    纳租代布属于折纳，但就折纳而言，宁先生指出这并非南朝所独有；唐代的折纳十分普遍，地区不限于江南、品种不止于布米、实施的时间也不止于武则天玄宗以后。因此，“视之为唐朝中央财政制度由所谓北朝系统转变为‘南朝化’的重要证据，其实并没有充分的根据。”通过对相关史料及史实的分析，宁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关于唐代中央财政制度“江南地方化”之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有架空之嫌了”。
    至于近来关于“南朝化”的讨论，虽然使用了“南朝化”的概念，但内容却有不同。
    关于唐代农民的赋役负担与户等的关系，岑仲勉、韩国磐先生举《通典•赋税下》所载折布的规定以及敦煌户籍残卷为据，认为均田制下农民所应承担的租二石、绢二丈并非定额，而是依户等而有变化。对此，宁先生撰《唐前期农民赋役负担与户等的关系》，通过对岑、陈二位先生所据以立论的史料的辨别，指出《通典》所载的折布之制，“绝非均田制度下普遍、长期的规定，不能用来证明唐前期农民的租调负担普遍可按户等高下而有所变通”。至于唐代敦煌户籍残卷，宁先生列出课户见输、课户见不输的表，让大家直观地认识到民户赋役与其户等并无对应关系。户等与民众负担轻重的关系表现在，一是户税、地税的征收，二是授田以及力役或兵役的征发的先后，三是赋役的蠲免、赈贷的标准等。户等与租庸调负担并无关系。从今天看来，这一认识已成为定论。
    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三篇有关唐末农民战争的论文，其中《读王仙芝黄巢受敌诱降、乞降考辨诸文质疑》、《尚让的结局》，无不以辨析史料，来说明当时人对相关史实的认识是靠不住乃至错误的。唐代农民起义的有关记载，都是农民起义的对立面留下来的。许多立论者都以此为由，怀疑这些记载的可靠性。对此，宁先生特别强调：“过分相信它们的可靠性，或者只是片面强调旧史家对农民的阶级仇恨，把一切失实或不好通解的记载全归之于旧史家的有意罗织、歪曲与诬构，都未见得是平允的。”“要揭穿统治阶级对农民革命和农民领袖的污蔑，显示出历史的真象，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掌握丰富的材料，加以排比分析，从中选出可信的部分，并对其内容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庶几方可达到目的。”对史料的这种态度和认识，即使在强调“文本分析”的今天也仍然是正确的。
    《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虽然不是有针对性的辨难之作，却集中反映了宁先生对史料的重视，尤其是对史料收集的广泛，颇有竭泽而渔之意。此文发表以前，学界对唐代宗时期的农民起义知之甚少；就史书记载而言，袁晁起义记载得较多，特别是《资治通鉴》作过梳理，而其它较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则相关记载极为分散。宁先生除引用研治唐史最为基本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之外，还引用了大量的文集、笔记、地志等。可以说，唐代宗时期江南的农民起义是经由此文而为学界所了解和认识的。另外，此文的贡献还不仅仅是为我们勾勒出了唐代宗时期江南的农民起义，而且还在于将当时的赋役情况与农民起义结合起来所作的考察；这样的考察，就使所谓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再是一个口号或用于分析的框架，而成为当时实实在在的、有具体内容的发挥作用的因素。
    八、九十代的两篇政治史论文，都属概观性的文章。《关于隋炀帝》，主要是围绕隋代的开运河来对炀帝进行评价。指出“运河的真正巨大长远的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是隋炀帝本人意识不到，也不可能意识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隋炀帝只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充满着史学理论的思辨的气息。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个问题，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春秋以后，长江流域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中国历史的主轴由东西方向逐渐向南北方向转移，从三国起，以淮河秦岭为界线的南北相对应的格局逐渐取代了黄河流域关东关西相对的老态势。
    本文的落脚点是运何的作用，“这样，纵贯南北的交通线就越来越显示了它的重要性，也是维持统一帝国的重要条件。纵贯南北，连通东西向各水系的人工运河的开凿就比秦汉时期更为重要了”。但宁先生在《六至十四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又以“历史的轴心由东西方向逐渐偏移到了南北方向”为题专门作了讨论，认为这一转变是在唐宋时期完成的。
    《唐末五代的山西》对这一时期的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以北的这一地区的军事位置、政治作用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它的两个特点，即军事地理的重要和少数民族的众多。这使这一地区成为当时中原逐鹿的一个政治中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宁先生参加了社科“七五”规划中“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课题。他不仅是负责全书联系和协调的三人之一，而且是其中隋唐五代经济史的负责人。他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的《后记》中，说该卷“着重之处是土地关系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他对全书总的设想及各章主旨提供了意见。大致说来，关于经济史的研究，我觉得宁先生的重点有两个，即要弄清一个问题、重视一个因素。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个体农民的生活实况，即他们除向官府缴纳赋税和承担力役之后，是否还能维持其基本的生活；最具代表性的论著就是《汉代农业生产漫谈》和《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重视的一个因素是商品经济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也正是他在《隋唐五代经济史•后记》中所强调的一点。
    近来，宁先生正在撰写《隋唐五代史》。承宁欣师姊的厚意，让我提前学习了该书的提纲。这部书稿中论述了几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关于隋唐五代历史地位的问题，他用了“承上启下”一词，但随之解释道，任何朝代都可以“承上启下”，但隋唐五代的“承上启下”有分期的意义。这一分期，表现在政治、经济、官制、官吏选拔、兵役、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其中，他又专门以“转型时期的经济”为题，对这一时期重要的经济现象，即南方成为经济重心、第二个商品经济浪潮、经济制度的转型作了概述。宁先生以八十高龄孜孜于学术，我们谨祝他身体康健，并期待着这部著作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