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庆年间，是清代学术发展的辉煌时期。自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学术大师力反明末空疏学风之弊，主张经世致用，提倡读书，强调证据，开启一代新的学风以来，经过一百余年的酝酿、发展，至乾嘉年间，以考据为特色的汉学风靡一时，学者以考证的方法从事研究，在扩大经学范围，带动其他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在史学领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乾嘉考据史学。流风所披，各种历史考证著作层见迭出，诸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梁玉绳《史记志疑》，钱大昭《汉书辨疑》、《三国志辨疑》，杭世骏《三国志补注》，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沈钦韩《两汉书疏证》，陈景云《两汉订误》，洪亮吉《四史发伏》，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赵绍祖《通鉴注商》，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厉鹗《辽史拾遗》，汪辉祖《元史本证》，等等，其考证范围之广，学术水平之高，堪称是对中国历代史籍的一次全面清理和总结。而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推钱大昕及其代表作《廿二史考异》。
    一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征，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后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先后奉旨参加《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等书的纂修工作，又多次出任山东、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提督广东学政，次年夏，以父丧归里，从此不复出任，定居苏州，先后主讲钟山、娄东、紫阳书院，以讲学造士、研究著述终老。
    钱大昕幼时聪颖，刻苦向学，被誉为"天下才"。成年后又与王鸣盛、褚寅亮、王昶、曹仁虎等人同"以古学相策厉"，并与汉学大师惠栋及吴派学者沈彤等人引为忘年交，相互研讨经义，在学术上深受惠栋影响。终其一生，无论供职翰林院，抑或休官归里，均一直从事学术活动，并以倡导经史之学，研究著述为己任。积数十年的功夫，钱大昕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主张，而且在当时的各个学术领域，特别是史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作为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和史学家，钱大昕的治学主张，特别是他的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对当时的学术界起了纠偏救弊、转移风气的作用。
    其一、重视史学，主张经史并列。这是钱大昕有别于其它学者的突出之处。宋明以来，学者讲求心性，贬低史学，"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甚至认为"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造成"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的状况，①为了纠正这种空疏学风，清初学术大师黄宗羲就曾提出穷经兼史的主张，认为"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②钱大昕继承了黄宗羲这一主张，反对种种"陋史而荣经"的怪论，明确把史提高到与经并列的地位，说"经与史岂有二学哉"。③指出《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史记》、《汉书》"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愧"，批评当时"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④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经典是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所谓"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⑤因而治经被视为最高的学问，经书也成为读书人必读之书，钱大昕虽然没有直接贬低经的权威，但却大大提高了史的地位，并且身体力行，在自己的治学实践中越出儒家偏重治经的界限，以主要精力研治史学，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在当时的学术界起到了转移风气的作用，直接推动了乾嘉史学的发展。
    其二、强调实事求是。钱大昕师承惠栋，遵奉汉学家共同倡导的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究明经书义理的治学宗旨，明确主张："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向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而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日晦，"⑥因而"诂训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⑦钱大昕在尊崇汉学，师承惠栋的同时，又能不为其所囿，一反当时吴派学者普遍存在的"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佞古、墨守之弊，大倡"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⑧他说："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说而先后异，从其是焉者可也"。⑨并明确宣称："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夫岂陋今荣古，异趣以相高哉。"⑩从这样的原则出发，钱大昕治学十分强调"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敢于驳正前人乃至时贤学术上的讹误之处。在他看来："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且"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11）特别是"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K1DB02.JPG}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12）因此，钱大昕把主要精力倾注于对历代史籍"拾遗规过"、订误正讹的研究，在史学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其三、反对空谈，提倡训诂考证。从汉学家的宗旨出发，钱大昕十分反对理学末流空疏措大的学风，他说："元明以来，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13）甚而"目记诵为俗生，诃多闻为丧志，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有明三百年，学者往往蹈此失"。（14）他还批评理学家大搞支离破碎的语录，谓"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15）钱大昕认为："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16）他反复强调："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17）由经及史，钱大昕也极力反对史学中的空谈，认为作史贵在客观真实，大可不必仿效所谓春秋笔法，任意褒贬。他说："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18）据此，钱大昕对欧阳修《新唐书》、朱熹《通鉴纲目》两书一味仿效春秋笔法的做法深为不满，批评说："欧公修《唐书》，于本纪亦循旧史之例，如李林甫书薨，田承嗣、李正己书卒，初无异辞，独于宰相表变文，有书薨、书卒、书死之别，欲以示善善恶恶之旨。然科条既殊，争端斯启。书死者固为巨奸，书薨者不皆忠谠。予夺之际，已无定论。紫阳《纲目》颇取欧公之法，而设例益繁，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书法偶有不齐，后人复以己意揣之，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19）。尤其可贵的是，钱大昕还认识到研究历史，从事历史考证，"必知其人而论其世"（20），不可脱离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而一意苛求。他批评有的人"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明确表示自己"尤不敢效也"（21）。为了克服学术界存在的空疏之习，钱大昕治经强调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治史则重视历史考证，以治经的方法治史，终于成为乾嘉时期最负盛名的学者和史学家。
    二
    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可以用"博大精深"四个字来加以概括。对此，当时及后世的学者已有定评。段玉裁说："先生于儒者之艺，无弗习，无弗精"，"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22）。阮元也说："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23）。而最能代表钱大昕学术成就及其治学特点的，首推史学。在其代表作《廿二史考异》及有关论著中，钱大昕运用经学、小学、天文、地理、典制、金石等方面的广博知识，对历代正史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精细的考订校勘和详实的爬梳整理。
    钱大昕认为："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24），因而他对舆地之学十分重视，强调"读史而不谙舆地，譬犹瞽之无相也"（25）。为此，他毕生"留意方舆之学"，对历代史书的《地理志》作了大量的考订工作，纠正了许多记载舛误及传写讹脱之处。如《晋书·地理志》载："（东晋）明帝以郗鉴为刺史，寄居广陵，置濮阳、济阴、高平，泰山等郡，后改为南兖州"。钱大昕认为，晋志此称"南兖州"不确，因"侨州加'南'，昉于（南朝宋）永初诏书，晋世方镇未有称南兖、南徐者也"。（26）他考证说："晋南渡后，侨置徐、兖、青诸州，俱不加'南'字。刘裕灭南燕，收复青、徐故土，乃立北青、北徐州，而侨置之名如故。是时兖境亦收复，不别立北兖州，但以刺史治广陵，或治淮阴，而遥领淮北实郡。义熙末，乃以兖州刺史治滑台，而二兖始分。然侨立之州犹不称南。至永初受禅以后，始诏除北加南，沈休文《州郡志》谓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此特据后来之名追称之，非当时有南兖、南青之名也。此《志》乃谓成帝后改南兖州，则自郗鉴以后，领兖州刺史者，纪传一一可考，曷尝有称南兖者乎？盖唐初史臣误仞宋代追称为晋时本号，著之正史，沿讹者千有余年，至予始觉其谬，愿读史者共审之。"（27）又如《隋书·地理志》载："黎阳县，后魏置黎阳郡，后置黎州。"钱大昕考订说："《周书·武帝纪》宣政元年，分相州黎阳郡置黎州，则黎州乃周所置，魏世无此州也，当云后周置黎州，脱周字。"（28）这些考证，论据确凿，分析合理，无疑都很有说服力。
    历代官制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是钱大昕关注的问题。他花费极大的精力，对历代史书涉及职官、典制等方面的记载，作了细致的考释，发现和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如《宋史·宰辅表》记载："三月庚辰，朱胜非自守中书侍郎，除通奉大夫、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故事，命相进官三等，胜非特进五官"。此处乍看似无问题，但钱大昕经过仔细考订，仍发现其讹误之处。他说："胜非任中书侍郎日，官已至太中大夫矣，由太中而上，则有通议、通奉、正议、正奉、宣奉五等。此云进五官，当是宣奉大夫，非通奉也。"（29）短短数语，既说明了宋代官制的有关情况，又纠正了史籍记载的讹误之处，充分显示了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在考订历代正史有关官制及相应典制的基础上，钱大昕又进一步将历代官制上下贯穿，说明其源流和变化，并集中阐释了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官的称谓、职能、作用等问题。如大学士一官，始设于唐，其间及此后皆有所变化，钱大昕考证说："《唐书·百官志》：修文馆。景龙二年，始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学士八人，以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此大学士设官之始。（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李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义、岑羲、刘子元，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引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备员。见《文艺传》。）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皆宰相也。天宝二载，崇贤馆置大学士二人，以宰相为之。至德二年，置集贤院大学士。贞元四年，罢崇元馆、集贤院大学士。按《张说传》，始帝欲授说大学士，辞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说时为集贤院学士也。《李泌传》，加集贤院、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此《泌传》之误。盖集贤之置大学士，始于崔圆，正在至德二载。而贞元四年，学士去'大'字，则由于泌之请耳。然自元和以后，宰相兼宏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率以为常，鲜有如张、李二公之能让者矣。宋初，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皆宰相领之，盖沿唐、五代之旧。其后置观文殿、资政殿大学士，虽不任事，亦以前宰执充，余官不得与焉。明代始专以殿阁大学士为宰辅之官，然秩止五品。国朝始升为正一品"（30）。这一考证，详晰揭示了大学士官职的源起及其演变。他如对三公、尚书、总督、巡抚、刺史等等，钱大昕也都作了详细的考释和说明，所论无不"援论精确，分析入微，为前人论史书中所罕见"（31）。
    钱大昕对氏族问题也颇为留意。在他看来，"古人谱牒之学与国史相表里，《世本》一书，班《志》入之春秋家，后代志艺文者，以谱牒入史类，犹此意也。"（32）而研究历史，考证史书，尤需讲明谱系、氏族，否则，"触处皆成窒碍"。钱大昕举例说："自作史者不明此义，于是有一人而两传，若唐之杨朝晟，宋之程师孟，元之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强合之，若《宋纪》以余晦为玠子者矣；有认昆弟为祖孙，若《元史》以李伯温为彀子者矣。至于耶律、移刺本一也，而或二之；回回、回鹘本二也，而或一之"，（32）造成了许多混乱。有鉴于此，钱大昕在《考异》一书中，对历史人物的姓字、世系、里居、官爵、年齿等作了大量考证，纠正了许多史书记载的讹误之处。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光武帝为"高祖九世之孙也"。钱大昕发现《后汉书》"纪、传所述世数，多不一例"。他考订说："此纪光武为高祖九世孙。自高祖至光武九世，实八世孙也。《皇后纪》伏后为大司徒湛八世孙，自湛至后八世，实七世孙也。至《刘永传》称梁孝王八世孙，自孝王至永父立，已八世矣。如依二纪之例，亦当云九世孙也。考班史诸表，自始封至子、孙、曾孙、玄孙、玄孙之子，即为六世，此以封爵之世次言，故合始封计之。他传则否。《孔光传》云孔子十四世孙，自孔子至光，实十五世。推此论之，当以永传为是。"（34）钱大昕不仅对正史中涉及历代人物的有关问题作了精审的考订，而且还在人物姓氏、年代的研究中作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如他为读史方便，曾选择古今有功经史的学者三百余人，分别考其生卒年寿，编成《疑年录》四卷。此例一开，便不断有人踵而继之，并加以发展，直至有近人梁廷灿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姜亮夫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陈垣的《释氏疑年录》等重要工具书，为查考历史上有关人物的生卒年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