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比较系统地记载了自孔子至西汉中叶的儒学兴废与发展的概况，生动地再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事迹，实际构成了一部最早的儒学史，笔者试图对其进行粗勒勾划，以期对早期儒学源流的考察与研究有所裨益。
    一、撰述意旨
    司马迁破例将孔子列入"世家"，同时作多篇儒家学者传记，以致前后连缀而成史。究其动因，前辈学者论之者颇多，毁誉兼有。誉之者基本未超出《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撰述大意，可一言以蔽之曰：崇仁厉义，尊师重道。毁之者谓其"自乱其例"①。虽各据其理，言有所中，但或失之片面，或不中肯綮，离司马迁之旨相去甚远。在此，笔者从以下三方面略论史迁尊孔及儒并为其列传成史的根本意旨。
    其一，西汉中叶，处于主导地位的黄老之学已被儒学所取代，董仲舒"如推阴阳，为儒者宗"②，用儒家精神改造并吸收、利用了道、法、墨等家的思想，使董氏"新儒学"迅速获得独尊之位。司马迁即处在这样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而他又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精通儒家经典，儒家人格理想与价值观在其灵魂深处打下了较深的烙印；进一步讲，史迁实为一代大儒。对此，曾国藩说："自秦焚书以后，汉之儒者，惟子长与董仲舒见得大意。"③因而司马迁尊孔及儒情出自然。而当时董氏尊儒是以政治目的为根本目的的，并未对儒学的思想核心、儒学的基本精神、学术渊源与发展进行挖掘总结，使孔子成为偶像；"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④，开凭演儒术做官之先河，公孙弘等人尊孔兴儒学，更未把握儒学的精神，将儒学进一步政治化，以儒术缘饰吏事，孔子及儒学又成了工具。鉴于此，儒学造诣精深的司马迁，便独树一帜，从儒学精神、尊师重道和学术文化发展的角度尊孔及儒，为后世立学者表率。
    其二，家学影响。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以承祖业修史达意为理想。司马谈虽尊道有甚于儒，但其对孔子"修旧起废"之功是十分赞赏的。说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将死，恨事业未就，唯恐无人继孔子之业，叹"史记放绝"，"废天下之史文"，嘱其子曰："汝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又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史迁因此曰："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迁践行父志、效法孔子之心可想而知。他总结《六艺》说："《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有国者"、"为人臣者"皆"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⑤。"六艺"特别是《春秋》在史迁心目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承父志，继《春秋》，为天下制仪法之旨，由此亦可见得大端。
    其三，司马迁与孔子的人格关联。孔子逢乱世而以救世为己任，怀着强烈的使命感推行其理想于天下，仕途不亨，不为所用；但终究不降其志，不苟合、不求售，贫而不忧，窘而不惧。孔子处处碰壁，却能"乐以忘忧"信其道而授其业，施展政治抱负的愿望破灭，仍不甘心于默默无闻，转而将其观点加诸《春秋》，并寄希望于弟子，"固穷"之志与君子人格是十分显明的。而史迁怀才入仕，志向高远，不期因李陵祸而身遭腐刑。史迁以此为奇耻大辱，以至"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⑥，痛不欲生，但他以"仲尼厄而作《春秋》"自励，隐忍而不苟活，决心弃小义雪大耻，成就大业，终于完成了光照千秋的通史巨著。才高志大，遭遇乖戾，而又"固穷"不降其志，这是史迁与孔子的共同人格特点，二人存在志趣的相投与感情的共鸣，司马迁对孔子寄予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世家》即是对孔子不幸遭遇的记录，也是对其业绩与人格的礼赞。"《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读孔氏书，知其为人，观仲尼庙堂，"祗回留之不能去"。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基于这种人格的关联，史迁另辟蹊径，从独特的角度尊孔赞儒，其根本意旨是褒扬君子之志，以孔子人格为理想人格，为后世树立榜样。
    二、孔子与儒学奠基
    孔子作为儒家宗师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言行事略对于早期儒学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首先了解孔子是了解早期儒学的必由之路。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不仅"于孔子仕止进退生卒皆谨书之"⑦，而且注入了饱满的感情；因而能够将亲切可感的孔子和早期儒学的发展概况再现于我们面前，为我们了解历史的孔子和早期儒学的传播与遭遇提供了较丰富的资料。
    历史的孔子，血肉丰满，可敬可亲而非偶像。"孔子贫且贱"，但自幼尚礼好学，17岁已有知礼之名。贫贱而要强，以士人自居，不亢不卑，欲赴"季氏飨士"之会，被拒之门外。少年孔子的经历与内心的矛盾冲突于此可见一斑。孔子30岁之后，理想定型，在鲁不为所用，遂到他国寻求施行抱负之路。在大半生的奔波中，遭受了无数艰难曲折，谓之颠沛流离、饱经沧桑是毫不夸张的。孔子的遭遇，也是早期儒学的遭遇。
    乐以忘忧，好学不止，是孔子的又一侧面。"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⑧，应该说孔子的这一自我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孔子的一生又是求学的一生，也是授业布道的一生。
    孔子既然作为凡人而非神，怀才不遇，窘迫潦倒，必有其忧苦烦恼，对此，司马迁也给予了忠实的记载。孔子久不为用，便欲应召投奔公山不狃，并以周文王、周武王兴起于丰、镐相比，"然亦卒不行"。这正是久不得志，饥不择食，充满不实际的幻想，但又终究未降其志的孔子。其内心的矛盾显而易见。此后佛肸为中都宰，叛而使人召孔子，孔子又欲前往。孔子到卫，不得已拜见了卫灵公夫人南子，随后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是因不为所用和违愿妥协而后发出的莫可奈何的哀叹。在危机时刻，孔子也和一般人一样撒谎，其弟子不理解，他却说："要盟也神不听"⑨。直到晚年，孔子潜心于历史文献整理，犹难平心中之抑郁，不时发出悲叹，"吾道穷矣！""莫知我夫！"将死即叹："泰山坏乎！哲人萎乎！"⑩声声悲鸣，充分反映了孔子的痛苦与绝望，大有死不瞑目的意味。这显然不似后世神化的圣人，而是凡人。然而，他又至死不降其志，所以是真正的"圣人"。这与言其圣而隐其窘，显然大异其趣。
    对于孔子的为人，史迁益赞美至极，"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者。""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11）短短120余字，将仲尼谦谦君子的形象活化而出。
    孔子的政治才干。孔子从政时间虽短，其智勇和才干却不平凡。青年孔子"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年长后得以参与国政，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行摄相事"。又参与"夹谷之会"，主持"堕三都"，无不体现了孔子的勇略和才干。此外说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子自己也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借齐人语称孔子之异能，"鲁用孔丘，其势危齐"，"孔子为政必霸"。陈、蔡之大夫亦深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12）等等。孔子简直成了理想化的政治家。在此有夸饰溢美之处。
    传道授业的光辉业绩。从根本上讲，"孔子只是一个'老教书匠'……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13），孔子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教育和学术文化上。孔子年47，"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至此，孔子的教授之业已具相当规模，据此也可推知孔子授业的大致时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4）。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15）"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16）。至此，弟子散游四方，形成群星拱月之势。孔子教授的内容、传道规模与弟子数量、儒学的分化趋势等亦悉见于此。在教育原则、教学方法与方式上，孔子皆有明确要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17）。另外，孔子弟子的出身、水平与年龄各异，反映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对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教育又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在学术文化方面，"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作《春秋》；"晚年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18）孔子在教育和学术文化上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他修订《六艺》，确立了儒家的经典，并以此为教，弟子众多，从而造成了广大的社会影响。同时，孔子的言行事略，充分体现了早期儒学的基本精神和政治理想。因此，孔子传道授业的过程，就是儒学奠基的过程。
    史迁通过对孔子各个侧面的记载，反映了孔子的历史真面目，读之，如闻其声、见其人、观其行，呼之欲出，而非可望不可知的偶像，可谓"圣"而不"神"，从而也生动地反映了儒学的发端、奠基与早期遭遇等有关情况，较客观地再现了早期儒学的发展史。
    三、从弟子兴业至儒学衰微
    "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19），政治理想终不见纳，但其传道授业，弟子三千，"异能之士"七十有七，散游诸侯，或"为师傅卿相"，或"友教士大夫"，王者之师亦不乏孔子再传弟子。所以，孔子之道不行，其学不衰。孔子卒后，儒家学者依然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而存在发展，儒家文化已广传天下。《仲尼弟子列传》共载孔门弟子77人，详述29人，略记48人，所谓"并次为篇，疑者阙焉"（20）。孔子以为子夏可与之言《诗》，"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以为曾参"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子羽受业而退，"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孔子传《易》于瞿"（21）。从事教授活动的弟子主要是以上四人，余者不详。战国时代的孟子，"受业于思之门人"（22），子思是孔子之孙，孔子门人的学生。荀子师承关系未载，但他与孟子皆"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23），"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24），荀子与孔学的学术渊源关系亦不容置疑。从宏观上看，"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宜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25）。这是对儒学在战国至秦之际，逐渐转衰的客观情况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