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不仅从学术继承和宏观角度勾勒了儒学在孔子死后，从弟子兴业到孟、荀二子起废图新直至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段时间儒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更重要的是总结了早期儒学的基本特点，点明了孟荀之学的创新趋势。早期儒学的基本思想，主要以孔子理想为本，其核心内容是：隆礼、名分；"崇仁厉义"，以"备王道"；倡导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君子人格。孔子不为用；而后"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26）。这是孔子步步退让的政治三步曲。施政无门，欲为王者师，又不见用才退而述文授业，寄托理想于《春秋》，寄希望于弟子；而根本目的却是前后一致的。所以，退让是被迫的，形式的退让，不是理想的降低。孔子的政治理想，主要体现在"答政"及其与弟子的对话之中。"仁"与"礼"是孔子理想的主体；"孝"与"义"则是孔子为实现其理想而提出的人的行为规范和基本准则。《仲尼弟子列传》对此有明确反映：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者，其言也訒"，仁者"爱人"；不守孝道为"不仁"；"克、伐、怨、欲不行焉"，也还算不上是"仁"。"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勇者"义之为上"。对于早期儒学的君子人格，《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载之更详：子曰："君子不忧不惧"；"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教育弟子"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提倡"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言忠信，行笃敬"，"质直而好义"。主张守志入世，而不遁世与鸟兽同群。反对"色取仁而行违"，认为"国有道，谷。国无道，谷，耻也"（27）。儒家不降志、不辱身，以天下为己任，勇于进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固穷之志；恭俭谦让，持道守正，忧道不忧贫的君子人格，在史迁笔下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正是早期儒学的基本精神。司马迁之述恢复了早期儒学的原貌。乐以忘忧的孔子；身在陋巷，不改其乐的颜回；以"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为准则，甘心受死，而死不免冠的子路；自信"贫也，非病也"的原宪，都是儒家理想与君子人格的典型的实践者。
    关于孟荀之学，史迁写出了它的背景、传统的特点及其创新与发展。当时列国争雄，"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可见，"迂远而阔于事情"（28）的儒学，仍不合潮流，孟氏走上了与孔子相同的命运，这是时代背景和儒学的传统特点所决定的。但孟、荀之学与孔学比，已成"新儒学"，他们"润色"夫子之业；荀子更是讥"鄙儒小拘"、"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29），儒学新发展及其包容性在此均有所体现。
    四、儒学复兴与司马迁对儒学思想的超越
    汉代是儒学的复兴和发展时代。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载记儒林人物53位，重点介绍汉代的10位经师。汉儒的师承授受关系及汉代儒学的特点均较明显。
    汉初，占统治地位的虽是黄老之学，但儒学地位开始好转，刘邦曾以太牢之礼祭孔子；命儒生叔孙通作汉礼仪、陆贾作《新语》。此后儒、道相争，黄老经常占上风。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大兴儒学，儒学地位大升、发展空前。从史迁笔下可找到这一清晰的脉络。"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藏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30）。寥寥数笔，即将西汉前、中期儒学由微而显，以致空前繁荣的全过程概括无余，并且从中亦可见黄老与儒学争斗的阴影。
    对汉儒学术渊源与师承关系载之翔实，再现了儒学复兴的盛况。传《诗》，鲁有申培公，"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齐有辕固生，燕、赵间有韩生，皆传《诗》。传《尚书》，济南人伏生得书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传《礼》，"诸学者多言《礼》，而高堂生最本"（31）；另有鲁人徐生及其孙皆传《礼》。传《易》，自仲尼弟子商瞿以下依次为：楚人馯子霏，江东人矫疵，燕人周竖，淳于人光羽，齐人田何，东武人王中同，淄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32）。传《春秋》，董仲舒"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其传公羊氏也"。其弟子"遂者"有褚大，殷忠、吕不舒；"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又有"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齐人胡毋生亦以《春秋》教授，"公孙弘亦颇受焉"（33）。
    汉代儒学的复兴，不仅体现在学术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政治上。因儒学上升为统治思想，所以进一步与政治发生关联。兴儒学成为统治者的一种手段；演习儒术则是大批学者的进身之阶，儒学成为士人入仕的敲门砖。因而，汉代儒学与早期儒学相比已大异其趣，政治化、庸俗化是主要特点。"士人中的大部分变为皇权的从属物。他们不再以追求文化与理想为使命，而是把追求利禄作为目的。"如清人方苞所言，独尊儒术之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34）。司马迁从独特的角度尊孔及儒，不仅考察了儒学的本来面目，而且显示了其对早期儒学思想的深刻领会，是对汉代儒学庸俗化的反动。览《世家》及多篇儒家学者传记，观其用语、载事，都不难发现司马迁尊圣人，而不唯圣人是尊，不为圣者讳，不完全与圣人同是非；尊儒而不避讳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迂远而阔于事情"的一面。有人因此说司马迁尊孔子"只居十分之七八"（35），殊不知这正是司马迁在历史见识上的独到之处，与孔子"为圣者讳"相比，这是某种程度的超越，更是令其他汉代儒者望尘莫及。前面已论及，史迁尊孔独具意旨，大异于董仲舒、公孙弘之辈，因而对俗儒之举多有讥刺。如言"诸谀儒多疾毁固"，又通过辕固生之口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说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但其"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遂寻机报复董仲舒。上书使其出任胶西王相。主父偃也因嫉妒董仲舒而"取其书奏之天子"（36），致使董仲舒差一点因此丧命，司马迁述此意，不仅体现了其对俗儒的讥刺，也说明了儒学至此所发生的分途与变异，突出了汉代儒学与早期儒学的差异，也反映了司马迁的卓见。史迁虽身为大儒，对孔子更是崇拜至极，但他能跳出圈外，居高临下地看待孔子及儒学，因而其笔下之史益可信、价值愈高。
    总之，司马迁为儒家学者立系列传记，共载儒林人物130多人，详述约40人，关键人物悉在其内；儒学史的兴衰发展脉络及学术传承关系亦较清楚；对不同时期儒学思想特点的把握与总结能中肯綮，谓之"儒学史"名副其实。因而说，是司马迁最早在中国学术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明确肯定了孔子及儒学的地位，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董仲舒之"独尊儒术"。
    注释：
    ①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一《孔子世家议》。
    ②《汉书·五行志》。
    ③《求阙斋读书录》卷三《孟子荀卿列传》。
    ④（15）（19）（23）（25）（26）（30）（31）（33）（36）《史记·儒林列传》。
    ⑤（16）（24）《史记·太史公自序》。
    ⑥司马迁：《报任安书》。
    ⑦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二《续艺文志》。
    ⑧⑨⑩（11）（12）（14）（17）（18）《史记·孔子世家》。
    （1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0-71页。
    （20）（21）（27）（32）《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22）（28）（29）《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34）刘泽华：《士人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4页。
    （35）齐树楷：《史记意·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