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人们对顾彬这位德国汉学家并不陌生。由于他在2006年10月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谈了一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见。一个月后，被《重庆晨报》加上个煽情标题：《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而成为爆炸性新闻。各家媒体铆足了劲，又是网上讨论，又是记者采访，一连串辩驳、争论、澄清，搞得沸沸扬扬。风波消歇之后，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我不想再掀波澜。只想说的是：顾彬的汉学批评，并不只是中国当代小说和诗歌，也并不仅仅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书写方式和精神状态。他对汉学的跨文化交流，中国学者研究汉学的思维，对德国汉学的研究现状，对西方汉学家讨好经济界的急功近利走向，都提出过不少批评。
    沃尔夫冈·顾彬
    2009年10月，在由孔子学院总部暨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上，顾彬作为主持人之一，对“汉学与跨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如何互动，就不同意有的与会学者提出的“中国的学者应该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中国60年来的当代文学价值定位只有中国学者能够完成”等主张。他举20世纪德国文学受到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为例：布莱希特1920年前后看到了《道德经》以后，完全改变了他的文笔和思路。因此研究当代中国文学，“无论是西方的方法还是中国的方法都应该用”，“应该在中西交流对话中完成”。
    顾彬批评中国学者提出的“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也同样批评欧美学者采用西方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研究中国。2005年10月在台北辅仁大学召开的第二届汉学国际研讨会上，顾彬作了《汉学，何去何从？试论汉学状况》的发言，对一些欧美学者采用西方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作为评论中国的唯一标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是汉学研究中“最令人不安”的现象。因为“这实际上是把中国拉入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按照这种方法，中国没有任何自己的特点，而只有欧洲也有的特点”，即使承认或肯定这些特点实际上是在肯定自身，就像“一些投出去又飞回原处的飞镖”。文章指出，西方汉学正面临一个危机，需要进行一场结构制度方面的改革。一方面需要有一个跨文化诠释学的新部分，另一方面需要有跨学科的互动。（顾彬《汉学，何去何从？试论汉学状况》，见魏思齊和林志明编“辅仁大学《华裔学志》系列丛书”之三，台北，2005年版，306页）。
    顾彬是言者，也是行者。他本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就是跨文化的中西结合。有的学者指出顾彬的教授资格论文《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1981年通过），在研究方法上就是“把自然观与整个社会的哲学思想、生产方式、宗教运动、文化形态以及个人意识联系起来，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寻找根据这种社会学式的方法”（戴燕《在研究方法的背后--读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及顾彬<中国文人自然观>》，《文学遗产》1993年第一期。）顾彬这一主张这同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中，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不能用外语写作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因为“不懂外语使中国作家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对外国文学的理解也差得很。中国作家到国外就只能完全依赖汉学家，作品要由汉学家帮忙才能翻译成中文等等”。他认为这是中国当代作家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顾彬对德国汉学目前的功利主义倾向批评更为尖锐，挖苦得更厉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由于经济衰退，德国大学的中文系面临着经费短缺的窘境。为了解决经费，中文专业向经济界靠拢。“几乎所有的汉学教授都讨好经济界”，但结果如何呢？顾彬在一次研讨会上以他所在的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为例，“结果是令人扫兴的”。这个学院出过德国总统、总理和多位政府部长，他们“曾在经济界寻找资助者”，资助一个“以报告、展览为内容的《中文之夜》活动”，“尽管在许多地区的经济报刊上都登了广告，任没有招来一个德国经济界代表”。而且“对经济界的逢迎也给德国汉学带来可怕的后果”：“试图把经济和中文联系起来的新的大学课程给学习者提供了一些东西，担不是全部。大学学习结束时既成不了经济学家也成不了汉学家，而成了一个半吊子”（顾彬《试验与时尚之间--作为文化的汉学及敌人》，《汉学研究》第九期）。需要强调或解释的是（因为已有过对这位德国学者直率批评的以偏概全）：顾彬这番言论只是反对汉学研究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汉学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运用，1995年他继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后，即从现实出发强调学以致用，鼓励学生到中国大陆、台湾留学，实地学习中文。并身体力行于主政当年就率领波恩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代表队，去参加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新加坡电视台共同举办的“语言和辩论”国际大赛，锻炼学生的现代中国知识和汉语表达能力。中文系内每隔两个月还举办一次有关中国情况的演讲，曾经邀请前驻华使节来此介绍当代中国经济情况。
    就是对中国当代小说和诗歌和当代作家的批评也并非仅止于2006年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之时。2008年10月11日，顾彬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励耘报告厅举办讲座《21世纪中国文学状况》中，当时就提出中国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以及不能用外语写作，却乏对现实的正视与关注。类似的批评，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座中也都提到过，只是没有《重庆晨报》那个耸动人心的标题，也就没有能引起如此的轰动。而顾彬式的率直，也常常遭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误解。1997年5月，在安徽黄山召开朱光潜、宗白华美学思想国际研讨上，我第一次见到顾彬，当时他还在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任上。他介绍了宗白华在哥廷根大学学习生活情况，也引起了宗白华后人一些不满。波恩大学离哥廷根不远，德国又是一个喜爱哲学的国度。在我看来，顾彬的对宗白华哥廷根大学生活的介绍和哲学思想研究并无唐突之处，但为长者讳，这则是国人的传统。更何况贤者是不可能有任何荒唐行为的，哪怕是年轻时候。
    顾彬的这些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汉学研究的批评乃至激愤之词，以我之见，并非是在刻意哗众取宠或是瞎子摸象，而是研之愈久、爱之愈深而责之愈切，出于对中国文学深挚的爱。就像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动情地说的那样：“我钟爱它（指中国诗歌），不仅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之中，而且也远远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在第一位德国诗人出现之前，中国的诗人们已经进行了2000多年的诗歌创作，只在若干世纪之后，一位德国诗人（指歌德）才终于能够与一位中国诗人相提并论。”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Kubin），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1966年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准备在毕业后成为一名牧师。但一首唐诗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个21岁的德国小伙子有次参加学校里的朗诵会，无意中读到了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Pound）翻译的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虽然是意象式的英译，但他的心还是被诗中那“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那优美、典雅的诗意所震动，他开始倾慕中国文学，并于1968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他的这一选择，被同学和好友认为是一个疯狂的行为。原因很简单，因为中文并不能让他找个好工作，另外当时的红色中国也不会和西德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往来。但顾彬以一个日耳曼人的认真和执坚持着自己的人生选择。1969年又转到波鸿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在波鸿大学，有一位叫霍福民的教授汉学。霍福民曾经在1940年代在中国呆过5年，师从胡适。从霍福民那里，顾彬接受了严格的中文训练，并于1973年获波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论杜牧的抒情诗：一种解释的尝试》。已经是汉学博士的顾彬自然想到汉学的故乡中国来看看，但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反帝防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去不了，他只好在1974年去了他兼修专业的故乡日本。在日本，顾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中国。中国文化几乎无处不在，遍地都是中国式的建筑，中国的书画，也算不得已而求其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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