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临终前谆谆叮嘱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①这道出了司马谈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扬名后世"的治史价值观。这种立言扬名的治史价值观，也成为司马迁治史的价值取向，成为他身处厄境而奋进不止的强大动力。本文试对此作一分析。
    一、治史价值观--立言扬名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观念，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价值观念。所谓"不朽"，就是扬名于后世，或者说留芳百世。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等一般都认为，功成名就，人的价值才得以实现。他们或者力图走立德扬名的路，或者力图走立功扬名的路，或者力图走立言扬名的路。司马迁是个史官，毕生的事业是修史，因此走着立言扬名的路。他写作《史记》的明确目的和强大动力之一便是立言扬名的价值观。
    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中说："没世无闻，古人惟耻"。这表明先秦士大夫"不朽"、"扬名"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很深的。当他正沿着古人、沿着父亲指示的立言扬名的路走时，突然灾难降临了。他无辜而受宫刑，精神极度痛苦，本想自杀，但最后还是决心活下去。为什么呢？他给挚友任安的信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史记》"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段话是他治史立言扬名价值观的最好表白。他认为"古者富贵而名磨来灭，不可胜记"，这些人并不能留名于世，并没有实现其人生价值。而穷困落魄的人垂文自见，如周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屈原"赋《离骚》"、左丘明写《国语》、孙膑修《兵法》等等，却可扬名后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现在身处厄境，如果去死，则一事无成，马革裹尸，再也不会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虚度一生，毫无价值。他这样一个厄困受辱的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走立德扬名、立功扬名的路绝无可能了，只有学习先哲走立言扬名的路。只要完成《史记》，有"文采""表于后"，"传之其人通邑大都"，那么身前所受之辱就可得到补偿，就没什么可计较的了。"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立言扬名关系到司马迁实现人生价值的切身利益，在这生死存亡的命运选择关口，司马迁在立言扬名观念的支撑、鞭策下，终于挺起了腰，继续在立言扬名的路上迈开了"刑余之人"的脚步。他毫不掩饰地声明，他就是要为完成《史记》，为扬名后世奋斗不息。
    司马迁的立言扬名价值观念，在他写作的《史记》中处处表露、宣扬。《司马相如列传》引司马相如遗奏云："而后因杂荐绅先生之略术，使获耀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义而览焉。"这段话不仅反映了汉代士大夫立言扬名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可表明司马迁所要宣扬和主张的价值观念。《孔子世家》评孔子著《春秋》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于《伯夷列传》又引孔子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强调了孔子著《春秋》的目的之一便在扬名于后世③。司马迁强调孔子治史的目的在立言扬名，也藉以表明自己的治史目的也在立言扬名。《伯夷列传》的《索隐》注云："自此以下，虽论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颜回附骥尾而行著，盖亦欲微见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故引贾子'贪夫徇财，烈士徇名'是也"。《正义》注云："君子疾没世后惧名堙灭而不称，若夷齐、颜回洁行立名，后代称述，亦太史公欲渐见己立名著述之美也。"这些阐述，当摸到了司马迁价值思想的脉搏。
    在封建社会里，像司马迁这样的"刑余之人"，为什么还敢于宣扬、标榜立言扬名呢？这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立言扬名是封建伦理道德所要求的。司马谈教导司马迁："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就把立言扬名提高到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理论高度。立言扬名不只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目标，而且成为封建孝道的最高要求。《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论语·学而》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可以说，司马迁在受刑之后的绝境中，所以重新踏上立言扬名的征途，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也受到封建孝道的鞭策。他在《报任安书》中一方面说"立名者行之极也"，"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另一方面也说："行莫丑于辱先"，"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可见，尽孝、"无改于父之道"、完成父亲的遗命、遗志，也成为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强大动力。孝道是司马迁立言扬名价值观的组成部分。这种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立言扬名价值观，是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重视人际关系的特点反映。在中国古代的传统价值观中，人的群体价值，如家庭价值、家族价值，高于人的个体价值。在某些场合，个体价值的实现和群体价值的实现是相一致的、不矛盾的。在另外的场合，个体价值的实现和群体价值的实现就有矛盾。中国的传统观念要求牺牲个体价值以实现群体价值，以孝为基础的扬名价值观，显然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人生价值观。
    在"立言扬名"、"显父母"的治史价值观推动下，司马迁最终拼命把《史记》拼出来了。司马迁的实现人生价值、显父母的愿望，由理想变成了现实。"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④，裴駰称司马迁"信命世之宏才也"。《史记索隐》注："此言'命'者'名'也，言贤人有名于世也。宏才，大才，谓史迁也。"即称司马迁是扬名于世、扬名于后世的宏才。如今，司马迁已被全世界誉为"中国史学之父"。《史记》已成为世界史学名著。《史记》是中国古代治史立言扬名价值观的结晶，也是其典型例证。
    二、"扬名"实现于为社会做贡献
    为什么司马迁完成了《史记》就能扬名后世呢？因为《史记》不是毫无价值的书，而是有极大政治思想价值、史学价值、社会价值的书。司马迁把《史记》贡献给社会，是为社会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司马迁的扬名价值观中，也强调了"扬名"的实质是为社会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是扬名实现的根本条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观念中，这三"立"，实质上就是从三方面为社会做积极的贡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用"者，即是对社会的作用，对社会的贡献。对社会作用大的、贡献大的，便重于泰山，反之，则轻于鸿毛。重于泰山者便能扬名后世，轻于鸿毛者便没世无闻。这种为社会作贡献的观念，是司马迁立言扬名价值观核心。
    《史记》中极力表彰吴太伯，列为世家第一篇，为什么吴太伯扬名天下，倍受司马迁尊崇？如《吴太伯世家·赞》所说："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所以"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就是说吴太伯为社会立了德⑤。《史记》中亦极力表彰周公，司马迁说："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周公为什么名扬百世、受历代帝王、士大夫尊崇？因为他是立德（归政辅成王）、立功（建周、平定三监之乱）、立言（定《周礼》）的典范，他不仅为周朝的建立、巩固做出了大贡献，也为封建礼仪、道德的建立做出了大贡献。孔子被司马迁尊为"至圣"。为什么孔子能扬名天下？司马迁指出："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追修经术拨乱反正为天下制仪法，不仅在文化教育上，也在政治上思想上为社会做出了大贡献，所以扬名天下，被尊为"至圣"。司马迁写作《史记》有继孔子《春秋》，写第二部《春秋》之志。他写作《史记》是怀着扬己名、显父母，完成父亲遗命的目的，但更高的目的、根本的目的还在于为当世、为后世"制义法"；"稽成败兴坏之理"、"条贯治乱"，为汉武帝、为汉朝的巩固发展提供历史经验教训；"诫王"、"化民"，为教化社会做贡献（这个问题拟另文专论）。如清周济所说："是知（《史记》）八书用意，专在推明本始，著隆替之效，以垂法后王"⑦。说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根本目的是在于为社会做贡献。司马迁说"立名者行之极"，没有说"立名者思之极"，就是强调"立名"是行动追求的目标，"立名"更是在行动中产生，不积极行动，不为社会做贡献，"立名"最终实现不了。
    建立在为社会做贡献基础上的立言扬名价值观，是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的精华。这种价值观追求的是贡献，而不追求富贵利益。在先秦、秦汉的价值观中，名与功往往紧密联系，名与利则不并称。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但"罕言利"。《礼记》说："名与功偕"。没有说："名与利偕"。孔子立言扬名，是为了以言建功立业，为社会做贡献，而不是为了求利、求富贵。司马迁说的"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⑦，也表明他追求的是有功于社会，而不在于谋利图富贵。这种立言扬名的价值观，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为社会做贡献的扬名价值观，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成名心，实际上是一种事业心。为社会做贡献，特别是重大贡献，不是一蹴而就的。"成一家之言"、"著书以自见于后世"，其言其书的价值要得到社会的承认，也不是容易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不是任何人的任何言都立得住，不是任何人的任何书都可以传世。要实现立言传书，就必须把立言传书和为社会做贡献紧密联系起来，当作自己毕生事业去奋斗，踏踏实实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心血。孔子著《春秋》，司马迁写《史记》，都在追求他们的史学事业能有功于世，在竭力完成能为社会、时代所用的第一流著作。他们的立言扬名愿望，显然不只是一种成名心，而更多的是强烈的事业心。成名心和事业心相联系，是有积极意义的，值得肯定。不建立在事业心上的成名心，则是一种虚荣心。屈原说："名不可以虚作"（《九章·抽思》），王安石说"君子恶名之溢于实"（《送陈升之序》），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都反对虚名。
    不图虚名而求成事业之名，不图荣华富贵一世之名，而求后世传扬百世之名，司马迁的这种立言扬名价值观，是地主阶级开明派、优秀分子的有积极意义的人生价值观，较之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权力意志主义的价值观，较之地主阶级中腐朽分子的腐朽思想，显然是进步的。地主阶级价值观中，也有种种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内容，必须区别看待。就追求功名而言，追求事业的功名总比追求富贵名利进步；追求实干的功名总比追求虚伪的功名进步；求名不求利总比求名以求利进步；希望留芳百世总比甘愿遗臭万年进步；努力成就一番利国利名的事业总比碌碌无为、虚度一生进步……总之，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一笔抹杀是不辩证、不历史、不科学的。
    三、"扬名"务须刚勇奋进
    扬名的实现，在于为社会做贡献，做贡献需要努力，努力则需要刚勇奋进的精神。刚勇奋进的精神是扬名实现的必要主观条件。在司马迁的立言扬名价值观中，包含着刚勇奋进、在逆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勇敢进取，是中国传统价值观重要内容，也是封建伦理道德重要内容。《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还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积极进取精神。《中庸》则把智、仁、勇称为"三达德"。足见"勇"是封建道德所要求的一种重要品德。在《史记》中司马迁很注重宣扬刚勇的品德。《蔺相如传》对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中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赞美道："知死必勇"。"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把"名重泰山"与"智勇"联系起来，把"勇"作为扬名实现的必要条件。在司马迁看来，孔子扬名于世，与其刚勇精神也分不开。"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孔子到处碰壁，不见重用。"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孔子不灰心，乃作《春秋》。"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厄而作《春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终《春秋》成为天下的"义法"、"仪法"，成为历代帝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孔子被尊为"至圣"、"素封之王"。孔子如果没有刚勇奋进的劲头，就不可能被后世尊为"至圣"了。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中说："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就是说"勇"是"君子"必备的品德，"勇"是治身立国、应变应难必须的，"勇"是扬名于世、实现人生价值必须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一个人陷入困境、绝境是难免的。一旦陷入，怎么办？如何才能实现自己价值？这就必须有刚勇奋进、自强不息精神。司马迁特别注重宣扬在逆境中奋斗的刚勇精神。在他笔下，逆境并非是坏事。如范雎、蔡泽为秦卿相，"垂功天下"，"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索隐》注：范雎厄于魏齐，折胁折齿；蔡泽困于赵，被逐弃鬲是也。）苏秦为六国从亲盟主，司马迁引苏秦语："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苏秦列传》）司马迁写很多崛起于困厄之中的人物，就是要告诉人们：逆境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是否有志气在逆境中奋斗。在逆境中奋斗须要比在顺境中有加倍的刚勇精神。有了在逆境中奋斗的刚勇精神，就不愁实现不了人生价值，就敢于面对和迎接各种人生的困难和灾难。司马迁为那些在逆境中奋斗的人立传，称颂他们的刚勇精神，除以上说到的人物外，还有卧薪尝胆的勾践、受胯下之辱的韩信、揭竿而起的陈胜等。他在《伍子胥列传》中说："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伍子胥如果听父亲召唤，与父亲一起死，就毫无价值。但伍子胥是"烈丈夫"，他没有听父亲的召唤，逃出楚国，最后又杀回楚国，为父亲报仇雪耻，扬名天下。伍子胥"隐忍就功名"的精神，就是在逆境中奋斗的刚勇精神，是司马迁最崇拜的精神。为什么司马迁最崇拜这种精神？因为司马迁和他们"同病相怜"、"志同道合"，因为这种精神是司马迁立言扬名价值观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