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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治史价值观新探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学术月刊》 周一平 参加讨论

司马谈临终前谆谆叮嘱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①这道出了司马谈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扬名后世"的治史价值观。这种立言扬名的治史价值观,也成为司马迁治史的价值取向,成为他身处厄境而奋进不止的强大动力。本文试对此作一分析。
    一、治史价值观--立言扬名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观念,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价值观念。所谓"不朽",就是扬名于后世,或者说留芳百世。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等一般都认为,功成名就,人的价值才得以实现。他们或者力图走立德扬名的路,或者力图走立功扬名的路,或者力图走立言扬名的路。司马迁是个史官,毕生的事业是修史,因此走着立言扬名的路。他写作《史记》的明确目的和强大动力之一便是立言扬名的价值观。
    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中说:"没世无闻,古人惟耻"。这表明先秦士大夫"不朽"、"扬名"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很深的。当他正沿着古人、沿着父亲指示的立言扬名的路走时,突然灾难降临了。他无辜而受宫刑,精神极度痛苦,本想自杀,但最后还是决心活下去。为什么呢?他给挚友任安的信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史记》"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段话是他治史立言扬名价值观的最好表白。他认为"古者富贵而名磨来灭,不可胜记",这些人并不能留名于世,并没有实现其人生价值。而穷困落魄的人垂文自见,如周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屈原"赋《离骚》"、左丘明写《国语》、孙膑修《兵法》等等,却可扬名后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现在身处厄境,如果去死,则一事无成,马革裹尸,再也不会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虚度一生,毫无价值。他这样一个厄困受辱的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走立德扬名、立功扬名的路绝无可能了,只有学习先哲走立言扬名的路。只要完成《史记》,有"文采""表于后","传之其人通邑大都",那么身前所受之辱就可得到补偿,就没什么可计较的了。"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立言扬名关系到司马迁实现人生价值的切身利益,在这生死存亡的命运选择关口,司马迁在立言扬名观念的支撑、鞭策下,终于挺起了腰,继续在立言扬名的路上迈开了"刑余之人"的脚步。他毫不掩饰地声明,他就是要为完成《史记》,为扬名后世奋斗不息。
    司马迁的立言扬名价值观念,在他写作的《史记》中处处表露、宣扬。《司马相如列传》引司马相如遗奏云:"而后因杂荐绅先生之略术,使获耀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义而览焉。"这段话不仅反映了汉代士大夫立言扬名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可表明司马迁所要宣扬和主张的价值观念。《孔子世家》评孔子著《春秋》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于《伯夷列传》又引孔子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强调了孔子著《春秋》的目的之一便在扬名于后世③。司马迁强调孔子治史的目的在立言扬名,也藉以表明自己的治史目的也在立言扬名。《伯夷列传》的《索隐》注云:"自此以下,虽论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颜回附骥尾而行著,盖亦欲微见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故引贾子'贪夫徇财,烈士徇名'是也"。《正义》注云:"君子疾没世后惧名堙灭而不称,若夷齐、颜回洁行立名,后代称述,亦太史公欲渐见己立名著述之美也。"这些阐述,当摸到了司马迁价值思想的脉搏。
    在封建社会里,像司马迁这样的"刑余之人",为什么还敢于宣扬、标榜立言扬名呢?这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立言扬名是封建伦理道德所要求的。司马谈教导司马迁:"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就把立言扬名提高到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理论高度。立言扬名不只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目标,而且成为封建孝道的最高要求。《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论语·学而》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可以说,司马迁在受刑之后的绝境中,所以重新踏上立言扬名的征途,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也受到封建孝道的鞭策。他在《报任安书》中一方面说"立名者行之极也","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另一方面也说:"行莫丑于辱先","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可见,尽孝、"无改于父之道"、完成父亲的遗命、遗志,也成为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强大动力。孝道是司马迁立言扬名价值观的组成部分。这种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立言扬名价值观,是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重视人际关系的特点反映。在中国古代的传统价值观中,人的群体价值,如家庭价值、家族价值,高于人的个体价值。在某些场合,个体价值的实现和群体价值的实现是相一致的、不矛盾的。在另外的场合,个体价值的实现和群体价值的实现就有矛盾。中国的传统观念要求牺牲个体价值以实现群体价值,以孝为基础的扬名价值观,显然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人生价值观。
    在"立言扬名"、"显父母"的治史价值观推动下,司马迁最终拼命把《史记》拼出来了。司马迁的实现人生价值、显父母的愿望,由理想变成了现实。"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④,裴駰称司马迁"信命世之宏才也"。《史记索隐》注:"此言'命'者'名'也,言贤人有名于世也。宏才,大才,谓史迁也。"即称司马迁是扬名于世、扬名于后世的宏才。如今,司马迁已被全世界誉为"中国史学之父"。《史记》已成为世界史学名著。《史记》是中国古代治史立言扬名价值观的结晶,也是其典型例证。
    二、"扬名"实现于为社会做贡献
    为什么司马迁完成了《史记》就能扬名后世呢?因为《史记》不是毫无价值的书,而是有极大政治思想价值、史学价值、社会价值的书。司马迁把《史记》贡献给社会,是为社会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司马迁的扬名价值观中,也强调了"扬名"的实质是为社会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是扬名实现的根本条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观念中,这三"立",实质上就是从三方面为社会做积极的贡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用"者,即是对社会的作用,对社会的贡献。对社会作用大的、贡献大的,便重于泰山,反之,则轻于鸿毛。重于泰山者便能扬名后世,轻于鸿毛者便没世无闻。这种为社会作贡献的观念,是司马迁立言扬名价值观核心。
    《史记》中极力表彰吴太伯,列为世家第一篇,为什么吴太伯扬名天下,倍受司马迁尊崇?如《吴太伯世家·赞》所说:"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所以"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就是说吴太伯为社会立了德⑤。《史记》中亦极力表彰周公,司马迁说:"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周公为什么名扬百世、受历代帝王、士大夫尊崇?因为他是立德(归政辅成王)、立功(建周、平定三监之乱)、立言(定《周礼》)的典范,他不仅为周朝的建立、巩固做出了大贡献,也为封建礼仪、道德的建立做出了大贡献。孔子被司马迁尊为"至圣"。为什么孔子能扬名天下?司马迁指出:"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追修经术拨乱反正为天下制仪法,不仅在文化教育上,也在政治上思想上为社会做出了大贡献,所以扬名天下,被尊为"至圣"。司马迁写作《史记》有继孔子《春秋》,写第二部《春秋》之志。他写作《史记》是怀着扬己名、显父母,完成父亲遗命的目的,但更高的目的、根本的目的还在于为当世、为后世"制义法";"稽成败兴坏之理"、"条贯治乱",为汉武帝、为汉朝的巩固发展提供历史经验教训;"诫王"、"化民",为教化社会做贡献(这个问题拟另文专论)。如清周济所说:"是知(《史记》)八书用意,专在推明本始,著隆替之效,以垂法后王"⑦。说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根本目的是在于为社会做贡献。司马迁说"立名者行之极",没有说"立名者思之极",就是强调"立名"是行动追求的目标,"立名"更是在行动中产生,不积极行动,不为社会做贡献,"立名"最终实现不了。
    建立在为社会做贡献基础上的立言扬名价值观,是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的精华。这种价值观追求的是贡献,而不追求富贵利益。在先秦、秦汉的价值观中,名与功往往紧密联系,名与利则不并称。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但"罕言利"。《礼记》说:"名与功偕"。没有说:"名与利偕"。孔子立言扬名,是为了以言建功立业,为社会做贡献,而不是为了求利、求富贵。司马迁说的"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⑦,也表明他追求的是有功于社会,而不在于谋利图富贵。这种立言扬名的价值观,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为社会做贡献的扬名价值观,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成名心,实际上是一种事业心。为社会做贡献,特别是重大贡献,不是一蹴而就的。"成一家之言"、"著书以自见于后世",其言其书的价值要得到社会的承认,也不是容易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不是任何人的任何言都立得住,不是任何人的任何书都可以传世。要实现立言传书,就必须把立言传书和为社会做贡献紧密联系起来,当作自己毕生事业去奋斗,踏踏实实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心血。孔子著《春秋》,司马迁写《史记》,都在追求他们的史学事业能有功于世,在竭力完成能为社会、时代所用的第一流著作。他们的立言扬名愿望,显然不只是一种成名心,而更多的是强烈的事业心。成名心和事业心相联系,是有积极意义的,值得肯定。不建立在事业心上的成名心,则是一种虚荣心。屈原说:"名不可以虚作"(《九章·抽思》),王安石说"君子恶名之溢于实"(《送陈升之序》),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都反对虚名。
    不图虚名而求成事业之名,不图荣华富贵一世之名,而求后世传扬百世之名,司马迁的这种立言扬名价值观,是地主阶级开明派、优秀分子的有积极意义的人生价值观,较之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权力意志主义的价值观,较之地主阶级中腐朽分子的腐朽思想,显然是进步的。地主阶级价值观中,也有种种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内容,必须区别看待。就追求功名而言,追求事业的功名总比追求富贵名利进步;追求实干的功名总比追求虚伪的功名进步;求名不求利总比求名以求利进步;希望留芳百世总比甘愿遗臭万年进步;努力成就一番利国利名的事业总比碌碌无为、虚度一生进步……总之,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一笔抹杀是不辩证、不历史、不科学的。
    三、"扬名"务须刚勇奋进
    扬名的实现,在于为社会做贡献,做贡献需要努力,努力则需要刚勇奋进的精神。刚勇奋进的精神是扬名实现的必要主观条件。在司马迁的立言扬名价值观中,包含着刚勇奋进、在逆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勇敢进取,是中国传统价值观重要内容,也是封建伦理道德重要内容。《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还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积极进取精神。《中庸》则把智、仁、勇称为"三达德"。足见"勇"是封建道德所要求的一种重要品德。在《史记》中司马迁很注重宣扬刚勇的品德。《蔺相如传》对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中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赞美道:"知死必勇"。"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把"名重泰山"与"智勇"联系起来,把"勇"作为扬名实现的必要条件。在司马迁看来,孔子扬名于世,与其刚勇精神也分不开。"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孔子到处碰壁,不见重用。"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孔子不灰心,乃作《春秋》。"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厄而作《春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终《春秋》成为天下的"义法"、"仪法",成为历代帝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孔子被尊为"至圣"、"素封之王"。孔子如果没有刚勇奋进的劲头,就不可能被后世尊为"至圣"了。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中说:"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就是说"勇"是"君子"必备的品德,"勇"是治身立国、应变应难必须的,"勇"是扬名于世、实现人生价值必须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一个人陷入困境、绝境是难免的。一旦陷入,怎么办?如何才能实现自己价值?这就必须有刚勇奋进、自强不息精神。司马迁特别注重宣扬在逆境中奋斗的刚勇精神。在他笔下,逆境并非是坏事。如范雎、蔡泽为秦卿相,"垂功天下","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索隐》注:范雎厄于魏齐,折胁折齿;蔡泽困于赵,被逐弃鬲是也。)苏秦为六国从亲盟主,司马迁引苏秦语:"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苏秦列传》)司马迁写很多崛起于困厄之中的人物,就是要告诉人们:逆境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是否有志气在逆境中奋斗。在逆境中奋斗须要比在顺境中有加倍的刚勇精神。有了在逆境中奋斗的刚勇精神,就不愁实现不了人生价值,就敢于面对和迎接各种人生的困难和灾难。司马迁为那些在逆境中奋斗的人立传,称颂他们的刚勇精神,除以上说到的人物外,还有卧薪尝胆的勾践、受胯下之辱的韩信、揭竿而起的陈胜等。他在《伍子胥列传》中说:"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伍子胥如果听父亲召唤,与父亲一起死,就毫无价值。但伍子胥是"烈丈夫",他没有听父亲的召唤,逃出楚国,最后又杀回楚国,为父亲报仇雪耻,扬名天下。伍子胥"隐忍就功名"的精神,就是在逆境中奋斗的刚勇精神,是司马迁最崇拜的精神。为什么司马迁最崇拜这种精神?因为司马迁和他们"同病相怜"、"志同道合",因为这种精神是司马迁立言扬名价值观的支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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