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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英文名斯蒂芬欧文（StephenOwen）1946年生于美国南方小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1959年移居北方大城市巴尔的摩。宇文所安从小就对诗歌感兴趣，在巴尔的摩市立图书馆，他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诗歌，从此对中国诗歌尤其是唐诗产生了终生兴趣。1968年获耶鲁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学士学位。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孟郊和韩愈的诗》。1972-1982年任教于耶鲁大学。1982-1984年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1984年至今担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编著有关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论著十多部。其代表性的论著有：《初唐诗》（1977年由耶鲁大学出版，1986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贾晋华译本，2004年三联书店版），《盛唐诗》（1980年由耶鲁大学出版，1992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贾晋华译本，2004年三联书店版），《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1995年由耶鲁大学出版，2005年三联书店出版陈引驰、陈磊译，田晓菲校本）《晚唐诗》、《传统中国诗与诗学》等；主编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抒情诗的生命力》（与林顺夫合编）；翻译有《文心雕龙》、《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等。写有关于美国学者《元明清诗选》、《待麟集（清代诗词选）的书评等数十篇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论文。另著有《追忆》，是一本尝试把英语散文（ｅｓｓａｙ）和中国式的感兴糅合起来的散文集。鉴于宇文所安在唐诗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1991年他人选“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AmerieanAeademyofArtsandseienees）院士，1994至1995年人选“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并获得“梅隆杰出成就奖”（Mellon Distinguished Aehievement Awa记，2005），成为美国唐诗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对宇文所安赞赏有加，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美国汉学家是：“斯蒂芬？欧文排第一，他是惟一可以和欧洲人一样思考的美国汉学家，惟一一个，连他的英文也不是一个美国人的英文。他的新思想特别多，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不管哪个国家，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汉学家，我们只能够数一数一只苍蝇有多少脚。他是真正的汉学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见2007-04-04《南方人物周刊》电子版） 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情有独钟，他的唐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剑桥中国文学史》这几本关于唐诗的专著作之中（其中最后一种也兼论唐传奇）。在唐诗研究中，他从一个纯粹西方人的视角，审视和解读中国古代文学，得出不少全新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从体例上看是遵照诗歌史的模式进行写作的，与中国学者自著的文学史、诗歌史相比，宇文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并无太多出入，诗人是大家都熟悉的诗人，诗也大多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诗，但与国内学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观察现象、运用资料、提出问题的角度。作为一个外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背景、出发点是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因此，他在研究中必然地带入了许多西方文化的因素，在研究方法上与当代西方文论思潮息息相关。正如他在三联版《初唐诗》之“致中国读者”中所说：“我们惟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 《初唐诗》作者自称此书“中国文学史试探”，“特殊的美”。这本研究初唐诗的著作，他的研究方法与我们所习惯的历史考证法、历史源流法，社会分析法都不同，我们甚至难以给他独特研究方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既结合了东方人的感悟特质，又采纳了西方人的严密推理，还加入了一点想象力。《初唐诗》的最大特色，就是选取了一个非常独特但又十分重要的视角--宫廷诗。作者通过宫廷诗这一线索，对初唐时期近百年的诗歌发展作出了详尽的论述。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宫廷诗概说，宫廷诗的特点，宫廷诗的历史作用面。作者认为：宫廷诗不仅为后来的诗歌发展提供了形式、主题及诗体惯例，而且“宫廷诗还提供了同等价值的、宫廷诗时代之前大部分诗歌所缺乏的某种东西；它给了诗人控制力，这种与艺术保持距离的感觉使他得以将它看成艺术。只有保持这种距离，诗人才能避免简单地陈述诗意，学会将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蕴含在诗篇中。”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宫廷诗本身所具有的严格的法则、典范的惯例以及与生俱来的保守性，成为了那些不肯轻易摒弃个性的诗人们所要努力超越的对象。从“四杰”到陈子昂，再到沈宋，无不以自己的努力与之抗争，使之改变。按照作者的看法，宫廷诗的贡献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整个唐诗，“李商隐之所以能够感到自己及同时代诗人写得更好，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正写着与初唐相同的诗歌。”这个结论自然可以商榷，但毕竟是一种以别于我们研究传统的“他者的眼光”。 《盛唐诗》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中国文学史断代分期的看法和革新。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批评家划分文学史时，往往用年号、朝代或者同一朝代的“初”、“中”、“晚”，如果这样单纯地按编年方式来界定，那么诗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曲解了，这一时代深植于过去诗歌中的根被切断了。于是宇文所安把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关于唐代的诗歌分类标准（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期）重新以“代”的概念来加以厘定。在这里，诗歌的代不只是历史的统一体，而且还是一种联系。他把盛唐诗人分为三代。上编九节讲述了盛唐肇始和第一代诗人，包括王维、孟浩然、李白等人；下编七节，讲述第二、三代诗人，包括岑参、杜甫等人。作者强调：不应以李杜总揽盛唐，而应以盛唐的文学特点去理解众多的天才，他提出“京都诗”一语，并分析其渊源、风格和流变。他认为王维与李白、杜甫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盛唐重要诗人中，只有杜甫在运用文学传统的严肃认真方面超过王维。”“第二代诗人”，比如岑参、杜甫、元结，他们主要沿袭了京城诗的传统。随后，安史之乱导致的文化创伤影响了诗作的数量和质量，再加上八世纪中叶的诗人一个接一个逝世，一种严格守旧的风格统治了京城诗，尽管钱起、戴叔伦、皇甫兄弟努力追随开元天宝的伟大诗人，但盛唐的“第三代”已无法再创辉煌，也无力摆脱陈旧诗风的束缚，逐渐走向衰落或者转向。至此，盛唐的三代诗人把开元的共同风格无变化地带入了九世纪。 《晚唐诗》以“元和主要诗人的去世，以及对他们的诗歌风格的明显抵制”作为晚唐开端，认为这一“诗歌兴趣的反叛和重新定向的时刻”标志了一个时期的转变，以860年收尾，此后出现的大量诗歌出现只是“继续着我们所研究的诗歌传统”。在具体论述上，他主要择取了三类人物，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元和时代遗留下来的老诗人，再是以贾岛为代表的律诗巧匠及其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忠实追随者，最末则是为人熟知的代表晚唐诗歌特点的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在《晚唐诗》中，宇文再一次从手抄本文化的角度强调文学史中的“文本流动性”问题。他举李商隐诗集编撰史为例：李涪在约成于公元十世纪初年的“刊误”中激烈批评李商隐：“商隐辞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惟逞章句。”这番激烈詈骂的背后是这样一则事实，李涪可能根本没有看到李商隐的全部诗歌。他看到的很可能只是李商隐小集，而这些诗作恰恰是按照李涪所谴责的特质--“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惟逞章句”--所编选出来的。直到宋代的杨亿耗费心力地搜集李商隐的诗作，我们才得以了解更全面一点的李商隐，虽然杨亿当时的定本也只是现在李集的三分之二。这则故事告诫我们，我们今日对于唐诗的了解其实只是偶然的产物，偶然的编选者出于偶然的口味进行编辑，最终偶然地为我们所见。与其说我们保留了什么，不如说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丧失了什么。 宇文所安这种中国文学史观念在他承担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扬，并成为同行们的共识。这部完成于2009年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分为两大卷，宇文所安承担上卷，从上古一直写到十四世纪的明初，下卷由耶鲁大学孙康宜负责，从明中叶一直到2005年。其中承担上古部分的作者柯马丁（MartinKern）就一直从春秋、战国的金文写到西汉，他说如果不把西汉包括进去，他宁愿不写。因为他认为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上古”文本都是经过西汉人编辑处理的，而且尽管经过了秦代，西汉的书写系统还是同以前一样，以简帛为主，技术也不是特别发达；我们以前一直在谈社会背景，但其实物质文化也很重要，到东汉开始有了纸，文字的传播途径有了极大的改变，这也是第一章“上古时期”到西汉结束的一个原因。第二章的作者康达维（DavidKnechtges）从东汉开始写到317年西晋灭亡，因为西晋时期的文学仍然处在东汉的世界中，尽管东汉的天下已经分崩离析。而到了东晋，则完全是一个新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用朝代来划分文学史才会有意义。田晓菲教授负责的第三章从东晋到南北朝一直到唐太宗去世（649年）。她将隋代和唐太宗时期看作北朝后期的遗绪，因为它们的文学和文化的确属于北朝的世界。宇文所安从武则天掌权写起，这是一个新时代，一直延续到北宋早期。宇文所安认为：“中国的文学史写作有一种模式，他们一直在试图重复这种模式。断代的模式就是要讲述一种国家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这其中很多事情都有了定论。对我来说，武后是个英雄，可她对很多人来说不是英雄。她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分配，如果不是她的话，天下肯定还是老样子。当唐太宗继承皇位时，他并不知道这个王朝将继续三百年，因为之前的北朝诸政权在几代之后都衰落了，太宗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担心。的确，唐朝到了第三代皇帝就开始衰落了，他的担心是对的。巧的是，改朝换代的恰好是个女人，而她的孩子仍旧继承了李姓，这才让唐代得以延续下去。如果是某个异姓大臣篡权，唐代那时就结束了。我不想批评中国的文学史，但我更喜欢用这种方式描述太宗。如果用断代的方式，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你就看不到那种并存性；如果你把唐和之前的时期放在一起，就会看到北齐、北周到隋、唐，是一个较为一贯的世界。而武后把这一切都打断了，所以说到她的时代有了大转变”（盛韵《宇文所安谈文学史的写法》，见2009·3·8《上海书评》）。所以，他把武则天掌权作为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始。艾朗诺（Ronald Egan）撰写了北宋剩下的部分；傅君励（Michael A. Fuller）和林顺夫撰写了南宋部分；奚如谷（Stephen West）负责元代和明初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