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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史断代上，宇文所安还有一个观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他认为“文学史是不稳定的，我们应该学会接受不确定性；而学者们在书写文学史时，也应该有意识地从更多元的视角去体现当时文学的复杂情境。以前人都说屈原在自沉前写了《怀沙》，但是如果他真的写了的话，那得随身背多少竹简啊，得花多少时间才能一笔一画用小刀刻完呀。我们必须得面对一个事实，早期中国是个口头传播的世界，从口述到书写的过程中就有许多不确定性。研究需要讲证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是不是孔子所知道的《诗经》？有证据说明这其中是有问题的。当《毛诗》形成的时候，会说明一共有多少章，每一章有多少字，可是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注明？他们就是在试图让文本稳定下来”（（盛韵《宇文所安谈文学史的写法》）。宇文所安在他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一书的“三联版前言”里说到这一新的文学史断代方法带来的益处：“当我们改变文学史分期的语境，熟悉的文本也会带上新的重要性，我们也会注意到我们原本忽视了的东西。”就像“有时候，我们只能看到博物馆里的雕像的正面，我们可以看很长时间，可以看很多遍，直到我们认为我们已经非常了解这一雕像了。但是假使我们换一个角度---这一角度可能是不舒服的，不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所设计和期待的，但是，从这一角度，我们会看到我们以前从未注意到的因素。我们感到惊异和兴奋。” 宇文所安的文学史意识日益强烈，他自称“每次重返，文学史都会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与其说因为我们掌握了更全面的细节，毋宁说因为我们带着更多的疑问。在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编撰的文章中，他已经强调“我们实际上拥有的不是两个时刻--过去的真面目和现在，而是一系列复杂的中介过程，这些中介过程联系起了过去和现在”（南方周末记者王寅，见2007-04-04《南方人物周刊》电子版）。一旦意识到我们拥有的材料是在历史过程中被前人选择和定型的，也就不能随意认为自己的结论多么确定。相反，文学史研究和书写始终应该“史中有史”。文学史著作不是文学名家集锦图，亦非文学英雄排行榜，必须写出文学的历史衍变，不同时期文学美学观念的互动，揭示出导致不同文本的诞生、改变与消亡的背后原因以及今人又在多大程度上出于自身的兴趣和利益悄然更动了文学史。 他还对对民国时期重写文学史很有兴趣。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当人们在说到‘传统中国’的时候，这个‘传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物，这造成了现代人看传统的中国有个固定的意象--单一和单调。如果能够恢复古代的历史性，还原古代中国的历史语境，这样就能让人看到更多不同的形象，让人们知道不再是铁板一块的简单的古代中国”。（同上） 出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热爱，宇文所安还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及其理论译介给西方世界，翻译有《文心雕龙》，并对乔纳森？查维斯翻译的《元明清诗选》，罗郁正、威廉？舒威霖翻译的《待麟集》（清代诗词选）进行评介。其中《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共选取先秦至清代的以诗歌为主的各类作品以600余首，1200余页，并“几乎以一己之力承担了所有翻译任务”（宇文所安《盛唐诗？序言》）。其中唐代共选诗206首，约占全书规模的三分之一，体现了宇文所安一贯以唐诗研究为主的传统。与柳无忌、罗郁正编选的经典大型中国文学选本《葵晔集》相比，《中国文学选集》虽然在规模上有所不及，但是由于后者是宇文氏独力翻译，更能保持译文的连贯性。宇文所安的翻译精到，对不熟悉唐诗的英语世界的读者而言，该书“译文脍炙人口，易于接受”因此该书被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评为1997年度杰出译作，并被美国多所著名学府列为研治唐代诗歌的必读书目。 在对乔纳森查维斯（JonathanChaves）翻译的《元明清诗选》以及罗郁正、威廉？舒威霖翻译的《待麟集》（清代诗词选）评价中，不是就事论事评价两书翻译中的得失，而是把两书置于中国诗歌史接受史的宏观框架中，探讨诗歌选集出现的原因，指出这是由于中国古代诗歌诗人诗作太多，读者读诗不能穷尽，研究者亦不愿放弃有价值的诗歌，这样一来，必然出现取其精华的诗歌选集。然后，作者分析了唐、宋、近古三个时期的选诗标准，尤其详细探讨了近古诗的无标准问题。并对唐诗、宋诗、近古诗的不同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其中还详细介绍中国大陆古典诗歌选集的出版概况，指出选集存在着选取标准问题。透露出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状况的熟悉和掌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译介，不仅是出于兴趣，也是建立在相当理性和自觉的基础上。他认为，文学传统就好像神话里的宝盒：你把其中宝藏给予越多的人，你就会同时拥有更多别人的宝藏。但是，假如你想把这个宝盒锁起来，说“是我一个人的！”那么，它就只是一个空盒。宇文所安把译者视为“文学经纪人”。他认为，在国际文学界，语言的差异导致了不平等的文化权力的问题，对欧美读者来说，中国古典诗歌非常需要一位代言人。宇文所安曾把国家本土文化比作食廊里出售的食品，若想在全球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必须占据一个标志差异的边缘空间：不能太缺乏国家色彩，也不能太富有国家色彩。”（转引自朱易安、马伟《论宇文所安的唐诗译介》，《中比较文学》2008年1期）唐诗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粹，在中国文化迈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宇文所安的翻译观念和翻译策略，给我们提供了大有裨益的启示：外译中时，既不能过度归化，也不能对原文照抄照搬，使译文估屈警牙中译外时在保证对外国读者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归化的译法，最大限度地传达汉语的语言文化特质。只有立足于全球主义语境之下，综合运用归化、异化的译法，才能真正传达汉民族文学文化的精髓，使民族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 在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中，也包括对中国古典诗歌诗歌理论的研究。他翻译有《文心雕龙》，他的《中国文学思想的解读》是一部中国古典诗歌文论选介，是由作者的讲稿整理而成，于1992年刊于坎布里奇。内容从《毛诗大序》，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到唐代司空图《诗品》，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一直到清代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旨在以要籍选介方式为中国文论勾勒出发展脉络。书末所附“基本术语汇编”，对中国古典文论常用术语如“意境”、“镜像”“风骨” 50余种进行简释和辨析，起一种工具书作用。 宇文所安作为一位哈佛的比较文学教授，他对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同异以及如何进行比较也给我们许多启迪。他认为：作为一个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从郭绍虞这一代学者开始的，也就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郭绍虞研究文学批评史的最初动机，是考虑到批评史研究有助于文学史研究，而这又受到了英国史家书写英国文学史的影响。但是要知道，即使是欧洲，文学史这个领域当时也只有大约50年的历史，也是一个新兴学科。如果你看《四库全书》中所搜罗的属于“诗文评”的范围，也比郭绍虞考虑到的要狭窄得多。郭绍虞对这个学科范围的设想，主要受到欧洲文学批评史观念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批评这一范畴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它是服务于现代性之需要的后设建构。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进行所谓的中西比较时，人们往往把中国古典时期包括六朝、唐宋或者18世纪以前的著作，与黑格尔的著作进行比较，而黑格尔的著作却产生在19世纪。如果我们真的想进行比较，最好把欧洲从古代到1770年左右的批评著作考虑为一个整体。我们一般把1780年称为”现代“的开端。随着”现代性“的展开，现代世界发生了巨变，与古代世界完全不同了，进行比较非常困难。如果你把文艺复兴的文学批评拿来与中国文学批评进行比较，尽管两者的差别很大，但是，两者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如果你把中国古代文论拿来与18、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西方文论相比，那根本完全是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西方的古代世界与中国古代世界的相似性会多一些（程相占《与宇文所安先生的一次学术对话》，见《江苏大学学报》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