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一部具有史学开创意义的力作，是中国史学发展特定阶段的标志。此部论著中，侯外庐先生在承认人类社会具有普遍规律的前提下，着力揭橥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他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从城乡问题这一关键的历史现象切入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究。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建国原则、发展、性质、差别等角度，说明了氏族制度残余、氏族贵族专政、中国古代变法的艰巨性、中国古代政治和法权理论的特点、各诸候国的不同前途等问题，深入系统、别开生面。不仅坚持、宣传而且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硕果与其深厚、扎实的理论修养及贵疑、求实的学风是密不可分的。
    一
    侯外庐先生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43年问世，到现在整整半个世纪了。
    经过50年的考验，这部著作显示了持久的学术生命力，越来越多地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和接受。白寿彝先生曾把这部著作与李大钊的《史学理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相提并论，认为三部著作分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标志。白寿彝先生特别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方面，在抓住中国历史的特点方面，侯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见《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载《纪念侯外庐文集》）
    事实确是如此。
    1924年，李大钊发表了《史学要论》，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着重强调，历史作为一门科学主要在于要"于全般的历史实事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李大钊文集》下卷第726页）人类社会的普遍"理法"是什么？ 《史学要论》还没有明确的表述。1927年至1929年，郭老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时候，接受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五个阶段论"的观点，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郭老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目的即在于论证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也适应于中国。他说：
    只要是一个人体，无论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组成的社会也是一样。
    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
    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这样的观点反对了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不适用于中国的偏见。以这样的观点为指导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着重论证了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中国的表现，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创之作。和郭老一样，侯外庐先生也承认人类社会存在着普遍规律，所不同的是，侯老在承认普遍规律的前提下，着力发展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从而使他的学术研究代表了中国新史学发展的新阶段。他说：
    研究古代，不可把"古典的"和"亚细亚"的看成一件东西，在一般规律上，我们既要遵循着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但在特殊的历史规律上，我们又要判别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引自《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侯老贯彻了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学术见解，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之林中，作出了自己开创性的贡献。
    我们知道，唯物史观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大特点。其中唯物史观是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承认唯物史观的结果，而且从马克思早年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五阶段论"、以及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发展跳跃性的研究来看，马克思对从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具体结论一直处于探索之中，并且随时准备随着新材料的出现作出修正、补充。因此，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史学的一项长期任务，它要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全部人类历史现象作出分析、归纳、总结。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具体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二是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与前者相比，后者更为重要，更能反映史学的本质。侯老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通过对中国社会特殊的探讨，不仅坚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我们突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史学开创意义的原因所在。
    二
    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殊性的探讨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传统，并无特别之处。所不同的是，侯老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本身进行了长期深入探讨，经过追根究底的严密思考，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他在这个史学理论方面付出的功力之大，独到见解之深，是各大家中最突出的。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具有持久学术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这个研究东方古代社会的关键史学理论，各国学者的认识极为分歧。侯先生没有为了方便行事直接采用任何一种现成说法，而是创造性地将它和"路径"范畴结合起来，将它理解为文明发展路径中的一种，赋与它新的内容和含义。如果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对马克思史学理论继承的话，那么"路径"的提出则是侯老的一个创造和贡献。他写道：
    简单地来说，我断定"古代"是有不同的途径的。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上，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是指奴隶社会……"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亚细亚的古代"却是改良的路径。前者便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用中国古代文献的话来说，便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维新"的奴隶社会。旧人便是氏族（和国民阶级相反），新器便是国家或城市。
    侯老确定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社会形态，社会性质与"古典的古代"相同。不同在于形成的路径；"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发展出土地私有制，再发展到国家，"亚细亚的古代"是从家族直接发展到国家。前者破坏了旧时的公社土地所有制，让位给分种的小块土地制度，后者则不然，土地所有者是代表公社的个人，没有土地私有权，只有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亚细亚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这小异的存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却至关重大，只有抓准了它，才能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规律，进而丰富对古代社会一般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至今仍无一致结论，我们也不认为侯先生的答案无可争议。但是必须承认，侯先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奠定了他本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论基础。有此基础，才能从散乱的史料中找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头绪，才能从人们习焉不察的古老文献的词句中发掘出历史现象本质，才能驾驭中国古代社会这一宏观的研究对象，从而得出科学性很强的学术见解。
    三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的时候还必须全力抓住决定性的历史现象，依据可靠的历史资料对之作深入的考察。我们研读《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有这样的感受：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全力抓住的决定性历史现象是城乡问题。经典著作指出，城市与乡村分裂相对立是文明起源中特别重要的现象。也是至今为止文明发展中贯穿始终的现象。全部社会经济史都可以"总结在这个对立的运动中"（《资本论》第1卷节424页）。在中国，由于经历了一条维新"路径"，氏族制的残余被带到阶级社会中，城乡问题更具有特殊意义。古代社会的三个关节点（氏族、财产、国家）均被包括在这一问题中。侯先生称：
    在上的氏族居于国，在下的氏族居于野，两者都以血缘为纽带，而不与土地直接结合。
    因此，城乡关系是一种阶级对抗关系，城乡的历史是文明的发展史。侯先生对古代城市国家的历史作了全面的考查，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作出了自己的论证，而且对中国古代社会一系列重要历史现象，如氏族问题、土地制度问题、阶级问题、先王问题、变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殷末周初卜辞金文中屡有"封邦"、"作邑"的记载，这是筑城的第一阶段，表明国家在缓慢地起源；周代文献多提出"营国"，表明进入划分国野的历史阶段。"封邦"、"作邑"与"营国"的区别在于殖民这一点上，"作邑"与"作邦"是氏族集团在本土上建立城市，"营国"则是周人带着武装和人手向外发展，到新的疆土上去建立城市。"作邑"、"作邦"是氏族自身的发展史，"营国"是殖民史。中国古代即是沿着从"作邑"、"作邦"到"营国"这条特殊路径进入阶级社会的。
    从中国古代城乡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国家既遵循了一般国家发展的规律，如私有制的产生、阶级对立的出现等等，也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古代阶级对抗是在氏族与氏族间展开的，氏族单位同时又是阶级单位；中国古代是在族长私有制或家长私有制阶段进入阶级社会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私有制。按照传统的观点，国家是氏族的血缘纽带被破坏、个体私有制出现后的产物，而侯先生则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结论：氏族的血缘纽带与国家并不矛盾，经过改造，它可以成为向国家转化的物质基础。这时，氏族内部财产由族长或家长垄断、形成通过占有、支配他人人身而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的剥削关系。这就通过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达到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起源理论深一层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