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陈书》在编纂上有一些显著的优点，体现出优良的史学方法。
    较高的史料价值
    史料价值如何，是判断史书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姚察、姚思廉父子注重对史料的博采善择，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梁陈二书是关于梁陈两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现在考察一下梁陈二书的史料来源。
    梁陈二代都修有国史。《梁书》载：
    国史诏诰，（周捨）皆兼掌之。①
    五兵尚书傅昭掌著作，撰国史，引显为佐。②
    （裴子野）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③
    （刘杳）寻佐周捨撰国史。④
    《陈书》也载：
    （顾野王）领大著作，掌国史，知梁史事。⑤
    （陆琼）领大著作，撰国史。⑥
    （庾持）迁秘书监，知国史事。⑦
    姚察曾为梁陈史官，不仅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而且也曾亲自参加修撰。国史是梁陈二书重要的史料来源。
    《隋书·经籍志》所载关于梁陈史的史籍。未注亡者，当是唐初尚存，应为姚思廉所及见。其中较重要者有：
    《梁书》四十九卷，梁中书郎谢吴（或作昊、灵）撰，本一百卷；
    《梁史》五十三卷，陈领军、大著作许亨撰（《陈书·许亨传》云五十八卷）；
    《梁书帝纪》七卷，姚察撰；
    《梁典》三十卷，刘璠撰；
    《梁典》三十卷，陈始兴王谘议何之元撰；
    《梁撮要》三十卷，陈征南谘议阴僧仁撰；
    《梁后略》十卷，姚勖撰；⑧
    《梁太清纪》十卷，梁长沙蕃王萧韶撰；
    《淮海乱离志》四卷，萧世怡撰，叙梁末侯景之乱。
    此外见于《隋志》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史的著述，可见参考的资料是较丰富的。
    相比之下，撰《陈书》可参考的资料要少一些。见于《隋志》的有：
    《陈书》四十二卷，迄宣帝，陈吏部尚书陆琼撰；
    《陈王业历》一卷，陈中书郎赵齐旦撰。
    其余还有一些起居注、⑨职官、仪注类的撰述。刘知几云："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縡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顾、傅所修。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烦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⑩傅縡《陈书》三卷。当是刘知几所云顾傅所修的武、文二帝纪。《隋志》虽不载。但也为姚察所参考。（11）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和战乱影响，有些资料受到破坏而残缺，《陈书》卷二十八在叙陈代封国时云："而旧史残缺，不能别知其国户数，故缀其遗事附于此。"
    总的说来，姚氏父子对梁陈史事都较熟悉，采集史料和撰写的时间较充裕，充分利用奉诏修史的有利条件，能参阅私人不易接触到的官藏图籍资料。这样，官修史书的长处得到了发扬。而具体的撰述却是父子相继进行，避免了官修史书的短处，即分工不清，意见分歧，众手不一等。姚思廉在定稿时得以较充分施展自己的史学才能，对史料博采善择，最终使梁陈二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一定程度上成为一幅反映当时社会的广阔的历史画卷。
    李延寿与姚思廉在贞观年间同为史官。李延寿之《南史》成书比梁陈二书稍晚，其中有关梁陈的内容基本取材于梁陈二书，这可见梁陈二书史料是较充实的。而且，《南史》虽在梁陈二书的基础上述梁陈事，其史料价值并不能取代梁陈二书。原因之一，《南史》取之于梁陈二书的史料，有些是照录，有些是词句稍变。如果说梁陈二书是用第一二手资料，那么《南史》则采用第二三手资料。原因之二，李延寿为求简洁而删节梁陈二书的一些史料，如诏册、奏表、文章等，也有删节史实及人物事迹处。为避免文字冗长。下面简略叙述梁陈二书对若干种史料的记载及《南史》相应的纪传对这些史料的记载情况，以略窥梁陈二书的史料价值。
    思廉注意记载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和措施，如货币的制造、流通。记梁普通四年（523）"始铸铁钱"，（12）陈太建十一年（579）"初用大货六铁钱"。（13）这些史料均为《隋书·食货志》所采，《南史》也照录。其他，如陈天嘉二年（561）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14）梁初南海郡的海外贸易；（15）关于年成丰馑的多次记载；（16）《南史》并照录。
    关于社会阶级关系，记载天监十七年（518）"诏以兵驺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为平民。"（17）《南史》也载此条史料，但作"男年六十六，女年六十"。天监十三年，郢州"至以妇人供役，其弊如此。"（18）《南史》照录。但梁大同九年（543），"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户"事（19）。《南史》则不载。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以起义发生时间为序，主要有：齐永明（483-493）中，唐寓之起义。（20）齐永元元年（499）新城赵续伯起义，晋原乐宝称、李难当起义。齐永元二年新城帛养起义。巴西雍道晞起义，江阳程延期起义。（21）天监元年（502）益州焦僧护起义。（22）天监二年始兴起义。（23）天监九年宣城郡吴承伯起义。（24）天监十年青州徐道角起义。（25）同年巴西姚景和起义。（26）中大通二年（530）会稽起义。（27）大同元年（535）鄱阳鲜于琛起义。（28）大同七年交州李贲起义。（29）大同八年安成刘敬躬起义。（30）大同十年巴山王勤宗起义。（31）梁侯景之乱时胡通起义。（32）对于这些史料，《南史》多照录，但不载乐宝称、李难当、帛养、雍道晞、程延期、姚景和、王勤宗等起义。
    梁陈二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两诏， 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南史》不载前二诏，对章华上书也大大删节。清人赵翼曾指出一些《南史》对《梁书》删略不当处，如：
    《梁书·王僧辨传》附其弟僧智逃入齐，并附徐嗣徽小传，此皆因僧辨之难，间关被害者，自应附见，而《南史》一概删之，此又不当删而删者也。（33）
    《梁书·诸夷传》有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珍贵记载。记载程序一般为：其国来历、族类、地理位置、物产、语言、风俗、宗教、政权更迭、与中原或中国交往等。所叙史实时间愈近愈详。由于这些地区多无当时的著述传世。所以《诸夷传》的记载就成了研究这些地区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宝贵资料。《诸夷传》所记国家达32个，（34）对某些地区和国家历史的记载比前代正史详细，如中天竺等国。尤为珍贵的是，关于扶桑国的记载，是首次见于正史。《南史·夷貊传》对《诸夷传》基本照录，偶有次序变动，极少删改。思廉记诸国事较详，是有其客观有利条件的。由于梁陈时代佛教兴盛，中外僧人往来增多，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参据的资料也就相应丰富。
    梁陈二书史料价值较高，尤其表现在文化方面史料的充实。姚氏父子并有文名，为时人所推重，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和重视。梁陈二书卷数不多，文化史料却颇多。
    姚思廉注重为学者立传。《梁书》的《儒林》、《文学》两传就为42名学者立传。另外，《处士》传中也多记学者。《陈书》的《儒林》、《文学》传，也为31名学者立传，还有一些学者另外立传。梁陈二代一些著名学者，如范缜、钟嵘、刘勰、阮孝绪、裴子野、顾野王、沈约、徐陵等人，都有内容较详的传，他们的事迹因而得以较完整保存。思廉注意介绍学者的学术成就，尽可能详载其著述的名称、卷数、内容以及是否行世等。例如《梁书·阮孝绪传》载其"著《高隐传》上自炎黄，终于天监之末，斟酌分为三品，凡若干卷。""所著《七录》等书二百五十卷，行于世。"《陈书·周弘正传》载："所著《周易讲疏》十六卷，《论语疏》十一卷，《庄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经疏》两卷，《集》二十卷，行于世。"
    思廉还注意选录一些学者的重要作品。如《梁书》的《范缜传》收其《神灭论》，是为阐述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名篇；《钟嵘传》收其《诗评序》，《刘勰传》收其《文心雕龙序》，均为文艺理论方面的代表作；《沈约传》录其《郊居赋》，长达数千言，是赋中上品。
    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材料。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并著录其作品，有时略加评论，或注明其作是否行世。如《梁书》的《沈约传》载其著《晋书》、《宋书》、《齐纪》、《高祖纪》；《裴子野传》载其撰"《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又奉敕"撰《方国使图》，广述怀来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国。……又敕撰《众僧传》二十卷，……并行于世。"此外，萧方等、徐勉、王僧孺、张缅、萧子显、萧子云、王规、周兴嗣、吴均等人的史学成就都有所记载。尤为重要的是，《刘之遴传》记其"聚古器数十百种"，并具体记载其中几件的造型、铭文，并述当时所得《汉书》真本的若干特点。（在《萧琛传》，具体记述了《汉书》真本的发现过程。）表现出姚思廉有意保存考古资料的卓越见识。《陈书》的《顾野王传》载其撰《通史要略》、《国史纪传》；《刘师知传》记其奉敕撰永定二年至天嘉元年的《起居注》。此外，江德藻、许亨、何之元等人传中也记载了他们的史学成就。
    《梁书》的沈约、任昉、张缅传中，还记载他们各自聚书万卷以上，反映当时图书事业的发展及私人藏书之风的兴盛。王志、萧子云传中记载其长于书法的史事。柳恽在音乐上的贡献也在其传中叙及。
    思廉还对某些史实作过考察印证。如《陈书·司马暠传》叙其孝行"新林至今犹传之。"《姚察传》叙察为原乡令时有善政，"民至今称焉。"《江总传》叙其诗作广为流传，"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梁书·刘之遴附弟之亨传》叙兄弟二人相继为南郡太守，有善政，"荆土至今怀之，不忍斥其名，号为'大南郡'、'小南郡'云。"显然思廉是做过实际调查工作的。
    朴实的优良文风
    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炼，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魏晋南北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整齐。形式主义的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和梁陈二书同时修于贞观年间的《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作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
    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如《韦叡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锺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35）
    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的道路。
    梁陈二书语言之生动准确，除赵翼所举几例外，《陈书》也不乏精彩的篇章。正史中的本纪，往往流水帐似的按时间排比各类史事，比较单调乏味。而《陈书》本纪往往形象具体地描写一些较大事件。如《高祖纪》记载绍泰二年（556）五、 六月间，梁与北齐在秣陵、瓜步一带大战，很见文字功力。该文先写战前双方的调兵遣将，接写陈霸先誓师，"刑牲告天，以齐人背约，发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视，士卒观者益奋。"然后写双方的应战措施和小规模的接触试探，陈军截齐军粮道，分兵抄齐军后路，又写天气对战斗的影响，"其夜大雨震电，暴风拔木，平地水丈余，齐军昼夜坐立泥中，悬鬲以爨。而台中及潮沟北水退路燥，官军每得番易。"最后写决战，"甲寅，少霁，高祖命众军秣马蓐食，迟明攻之。乙卯旦，自率帐内麾下出莫府山南，吴明彻，沈泰等众军首尾齐举，纵兵大战。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后，齐师大溃，斩获数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胜计……"虽然思廉是站在陈的一边来叙述战争，不免有些偏袒一方，但从行文上却显示出他有驾驭较大场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