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二书仿《史记》写法，常常引用当时口语，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使文字活泼通俗。如《梁书·侯景传》记僧通与侯景对话：
    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
    《陈书·欧阳頠传》记：侯景平，元帝遍问朝宰：
    今天下始定，极须良才，卿各举所知。
    梁陈二书还记一些口语诗和民谣，如《梁书·陈伯之传》，记褚緭在魏元会时戏为诗曰：
    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陈书·鲁广达传》记江总于广达死后，乃命笔题其（广达）棺头，为诗曰：
    黄泉虽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
    《梁书·陆襄传》记陆襄有善政：民作歌曰：
    鲜于平后善恶分，民无枉死，赖有陆君。
    有彭、李两家纠纷，陆襄调解后，二人和好，同车而归，民又歌曰：
    陆君政，无怨家，斗既罢，雠共车。
    这些辞句已经很接近现代语言了。这也为语言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经历、环境，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公式套话。《梁书·曹景宗传》载，景宗为梁武帝的亲信将领，"为人自恃尚胜"，"性躁动"，"嗜酒好乐"，景宗谓所亲曰：
    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鸥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
    这样的语言只能出自曹景宗这样浮躁人之口，给人鲜明真实的印象。
    思廉在梁陈二书中，还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梁代兴起一种"宫体"诗，内容空洞，用辞过分雕琢。思廉对"宫体"的出现作过一些考察。天监五年，萧纲封晋安王（是为后来的简文帝），学者徐{K14602.JPG}被梁武帝选为"与晋安游处"。徐{K14602.JPG}"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K14602.JPG}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36）思廉批评"然伤于轻艳"。（37）他在《梁书·简文帝纪》史论中进一步指出：简文帝"文则时以轻华为累，君子所不取焉。"他称赞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38）这明显反映出思廉推崇古文的态度。思廉在记叙人物事迹时，往往论其文风，如记蔡景历，"景历属文，不尚雕靡，而长于叙事，应机敏速，为当世所称。"（39）叙江总"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40）
    思廉虽主张行文质朴，并且付诸实践，但也不一概反对骈文。对一些言之有物的骈文也予以收录，如《梁书·沈约传》收其《郊居赋》，《陈书·沈不害传》收其建议立国学书。
    应该看到，思廉优良的文风受其父姚察很大影响。姚察文史兼通，不尚丽靡。他推崇《汉书》，并颇有研究，著《汉书训纂》三十卷，（41）思廉少时，姚察就教之以《汉书》，思廉也"尽传其业。"《汉书》文字古朴，并收载多种文体的文章辞赋。古人重视《汉书》，不仅仅着眼于史学，也重其文章。姚氏父子受《汉书》影响较深。追求秦汉文章的古朴，反对骈文的轻艳。姚察所作史论就以古文行之，思廉则继承和发扬了父亲的文风。
    简严的叙事描写
    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赵翼云：
    《梁书》本据国史旧文，有关系则书，无关系则不书，即有关系而其中不无忌讳亦即隐而不书，故行墨最简，遂觉《南史》所增益多也。（42）
    除以上赵翼所指出两个原因外，思廉为人严谨，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也是梁陈二书简洁的重要原因。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多采入琐言碎事、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十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如"《武帝纪》增帝兵围郢州，城将破，有毛人数百，泣投黄鹄矶，盖城之精也，帝东下，所乘船常有两龙导引，左右皆见之。"李延寿欲以南、北两史概括八书内容，本力求行文简洁，并为此大加删节史实，然而他喜采异闻琐事，非但于史实无补，虚文增多，而且使史书蒙上一些怪诞色彩。赵翼指出了李延寿"欲以奇动人"的心理特点：
    李延寿修史，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罗列不遗。即记载相同者，亦必稍异其词，以骇观听。如《羊侃传》（43）谓武帝新造两刀，稍长丈四尺，令侃试之。《南史》则谓长二丈四尺；《梁书》谓侃挽弓至十余石，《南史》则云二十石。皆欲以奇动人也。（44）当然，《南史》于梁陈二书也确补充一些必要的史实，如《范缜传》增加范缜不卖论取官的事迹等。但我们在这里不是对《南史》作专门分析，而只是指出，和《南史》增琐言碎事相比，思廉叙事是简洁的。
    梁、陈二书多收诏策、表章、辞赋，是否影响其简洁呢？这要具体分析。收载这些原始资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资治的需要，即认为这些文字于政事有所裨益，有载于史册传之久远的价值。二是文饰隐讳的需要，这是冗词，应该否定。总的来看，梁陈二书所载的诏策、表疏、文章、辞赋，多数还是有价值的，不能视为芜杂。如《梁书·范缜传》载其《神灭论》全文，又《刘歊传》载其论形神关系的《革终论》，这对后人研究哲学史有重要价值。显然，《梁书》载之却不能认为芜杂，《南史》虽删节却不能认为简洁。关键要看所载有无史料价值，而不在文字多少。
    还应提及的是，姚思廉的部分史论写得较为出色，言简意赅，没有画蛇添足之感。其写法大体有以下三种：
    （1）高度概括人物特点，对其一生作简短结论，以免读史者有所疑滞。如《梁书》卷四十六史论：
    胡僧祐勇干有闻，搴旗破敌者数矣；乃捐躯殉节，殒身王事，虽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绩，不能终其成名，为不义也。杜崱识机变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屡典军，频殄寇逆，勋庸显著，卒为中兴功臣，义哉。
    此卷立传有胡僧祐等七人。但在史论中并未一一述及，而是选择其中三人生平加以高度概括和评价，指出三人的结局分别为"忠烈"、"不义"、"中兴功臣"，以防止读史者因其三人事迹有类似之处而忽视他们的"本质"差别。
    王僧辨是梁代的重要人物。以封建正统观点衡量，他对于梁王朝来说，平定侯景之乱，是赫赫大功；拥贞阳侯萧渊明逼夺皇位，是篡逆大罪。对这种人物如何评价就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姚思廉在史论中摒弃了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绝对化观点。他首先肯定王僧辨对梁王朝的巨大贡献：
    自侯景寇逆，世祖据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辨将率之任，及剋平祸乱，功亦著焉，在乎策勋，当上台之赏。
    然后指出敬帝（萧方智）居帝位的合法性：
    敬帝以高祖贻厥之重，世祖继体之尊，洎渚宫沦覆，理膺宝祚。
    最后以惋惜的口气指出，僧辨本可以成忠义之名而无杀身之祸，但由于不循忠义导致身败名裂：
    僧辨位当将相，义存伊、霍、乃受胁齐师，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义，何忠义之远矣。树国之道既亏，谋身之计不足，自致歼灭，悲矣！（45）
    姚思廉考察人物的发展过程，力求作出全面客观评价，进一步突出了史书的惩恶劝善作用。
    （2）总结得失成败经验。（笔者另有文章）
    （3）补充史实。
    姚思廉也效司马迁之法。《陈书·姚察传》后的"史臣曰"就补充姚察博学的各个方面及为陈后主释古今疑义之事。
    史臣先臣禀兹令德，光斯百行，可以厉风俗，可以厚人伦。至于九流、《七略》之书，名山石室之记，汲郡、孔堂之书，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穷研旨奥，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师，{K14603.JPG}绅以为准的。既历职贵显，国典朝章，古今疑议，后主皆取先臣断决焉。
    缺点与不足
    梁陈二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点和不足。
    姚察曾仕梁、陈，思廉曾仕陈。尤其姚察在陈颇受皇帝亲重，因而对梁陈王朝不无感情。加之写梁、陈这样的近现代史，必然和现实政治、现实人物有一定关联。所以，姚察于梁、陈二书隐讳之处较多。思廉虽直笔胜于其父，但也未完全纠正父亲的曲笔处，而且自己在行文中也不免类似毛病。
    陈始兴王伯茂为陈文帝子。陈宣帝（陈顼，文帝之弟）即位后，"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盗殒之于车中，年十八。"（46）姚思廉却讳言宣帝杀侄，只云：宣帝"命伯茂出居之。于路遇盗，殒于车中，时年十八。"（47）
    梁敬帝之死，是陈武帝指使刘师知所为。《南史·刘师知传》载之甚详："梁敬帝在内殿，师知常侍左右。及将加害，师知诈帝令出，帝觉，绕床走曰：'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通鉴》卷一百六十七也载"上（陈武帝）使人害梁敬帝。"而《梁书·敬帝纪》不云敬帝被害而死。只云"陈王践阼，奉帝为江阴王，薨于外邸，时年十六，追谥敬皇帝。"《陈书·刘师知传》也不载其害梁敬帝事。
    《梁书·昭明太子统传》对萧统赞誉备至，所载其立身行事颇为详细，但和《南史·昭明太子统传》对照，独不载以下两件有损于萧统形象之事：一是萧统使道士在其母丁贵嫔墓侧埋蜡鹅等物厌祷，梁武帝发现后"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二是中大通"三年三月，（萧统）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容。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48）而《梁书》本传仅云：中大通"三年三月，寝疾，恐贻高祖忧……"昭明太子之死的病因，就是与"姬人"游乐时被水淹而伤身；昭明太子其嗣不立的原因，就是他埋蜡鹅等厌祷事，这都是有关萧统的大事，《梁书》不载，显然是有意"为尊者讳"。
    但某些事在人物本传中不载，是记入他人专中，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隐讳。
    如《陈书·衡阳献王昌传》叙昌因渡江船坏而溺死，未云其被害。但《侯安都传》却明显透露了昌被害之真象，"昌之将入也，致书于世祖，辞甚不逊，世祖不怿，乃召安都从容而言曰：'太子将至，须别求一蕃，吾其老焉。'安都对曰：'自古岂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诏。'因请自迎昌，昌济汉而薨。以功进爵清郡公，邑四千户。自是威名甚重，群臣无出其右。"
    梁、陈二书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上，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是要把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残酷斗争写得文质彬彬，竭力想表明退位者是欣然禅让，继位者是顺天应人。这样的文字模糊历史事实，徒然浪费笔墨，也造成梁、陈二书局部的繁冗。如《梁书·武帝纪》载齐和帝封萧衍梁公备九锡诏、策、百官劝进书、又一百官劝进书、进封萧衍梁王诏、齐和帝禅位诏、策、玺书。《陈书·高祖纪》也载梁敬帝封陈霸先为陈公诏、加九锡策、梁敬帝禅位诏、策、陈霸先登极诏。这些都属于虚文浮词的官样文章，内容空洞，语言公式化。赵翼云：梁、陈二书"其文笔亦足称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载诏策表疏之类，稍觉繁冗。"（49）但赵翼认为什么样的诏策表疏可以收载而不算繁冗呢？"《南史》于《武帝纪》但载进相国加九锡一诏一策，梁帝禅位一策、武帝登极一诏、《废帝纪》载慈训太后废帝为临海王一诏。其他概从删削，第节其事书之。是以叙次较为简净，宋子京所以亟为称赏也。"（50）可见，赵翼认为应载的某些诏策，正是那些起文饰作用的芜词，赵翼赞同《南史》删削《陈书》帝纪中的那部分诏策，其中却有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如《世祖纪》中的令侨籍改土断诏，《宣帝纪》中的送流民还乡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