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城乡问题在古代社会占有重要地位，包含了古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社会关系的新变革也从城乡关系上突出反映出来的。春秋时代不断出现的"大都耦国"、"二都"、"两政"的现象即是这一情况的反映。《春秋》开篇所记"郑伯克段于鄢"就是共叔段在他的居邑京发展势力与郑庄公抗衡引发的战争，同类事件在其它诸侯国也多有发生。这是因为，春秋时代社会生产获得发展，旧的宗法制下的宗子关系被破坏，新城市的发展分散了各诸侯国大宗的权力，从而引起城市国家间激烈的斗争。"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左传·昭公十年》）成为人们的共同认识。大宗、小宗之间的争夺战争标志着"城市国家"的肢解衰落。侯先生还指出历史现象的复杂性；春秋时代的筑城，一类是破坏周制的小宗"耦国"，一类是维护周制的国族互助；春秋时的战争，一类是"灭国绝祀"的战争，一类是"兴灭继绝"的战争。在两种趋势的冲突中，"城市国家"的没落经历了漫长的年代，"显族"、"富子"成长经历了艰难的历程，直到战国时代才开始全面清理过时的宗族制度，开始了由城市国家向郡县的转化、过渡。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紧紧抓住城乡问题这一关键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理论探讨，阐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规律。我们试将其主要见解概括如下：
    1.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起源的角度说明氏族制度残余的问题。中国古代"城市国家"是胜利的氏族武装殖民建立起来的。他们来到新的土地上建立城市，控制广大农村，居住在城市的统治者保持着旧的氏族组织，居住在农村的被统治者也没有打破旧的氏族组织。无论城乡、氏族制度都在文明社会中保存下来。因此，中国古代社会里没有小块土地制度。没有土地私有权，土地连同劳动者都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氏族所有。在这样的城市与农村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城市是诸侯的营垒，而不是经济中心，故成为经济制度的赘疣，成为社会发展的枷锁，消极影响非常深远。
    2.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建国原则的角度说明中国古代国家是氏族贵族专政。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建国原则是"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尚书·盘庚》），新器（国家）是由旧人（氏族贵族）统治的，政权为氏族贵族专有。国家制度是依据而不是破除了氏族制度建立起来的，君统与宗统结合，宗庙与社稷结合。
    3.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发展的角度说明中国古代变法的艰巨性。氏族贵族专政过渡引到国民阶级掌权是古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国民与氏族相对，指摆脱了氏族羁绊的自由人，公民、土地私有者和有产者（参阅何兆武《释"国民""国民阶级"》，载《纪念侯外庐文集》）。在古希腊，国民阶级很早就登上了政治舞台；而在中国，直到古代社会结束时期的战国中期以后，作为国民阶级的"显族"、"富子"才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子产等面对社会危机只能用改良的办法"惠人""救世"，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吴起、商鞅等实行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变革事业艰巨危难如此，社会原因就是国民阶级的难产。
    4.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性质的角度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权理论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和法权理论采取了先王观念的形式，人们通过先王观念讲解国家起源、国家性质、政权的合法性以及理想的政治制度。先王观经历了建立、修正和否定的历史过程，西周时代，周人取得了政权，他们的先王就从功业卓著的历史人物被化装成上帝意志的代表。他们把自己的祖先神与上帝区别开来，以便说明他们的受于上帝的政权是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又把祖先神与上帝结合起来，以便说明他们祖先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从而建立起宗教的先王观。春秋时代，孔、墨两家的先王观是有区别的，各自抓住了人类性的一面（儒家着重于道德情操，墨家着重于理性），但都仍然通过先王观念论证国家、政权和理想政治制度，又都以人性化解神性，他们的先王成为理想的先王。这是对宗教的先王观的修正。战国时代，有的学派（如后期墨家）直接了当地抛弃了先王，更多的学派（如儒家、法家）通过迂回的思维途径总结、否定了先王观念。政治和法权思想之所以采取先王观的特殊形式，直接原因即在于"城市国家"是氏族贵族专政的国家。先秦先王观的发展与"城市国家"发展的历史也是相应的。
    5.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间的差别角度说明各诸侯国的不同前途。周代诸"城市国家"自始就有差别，有典型的氏族贵族专政与变通的氏族贵族专政的不同，例如鲁、卫实行"周索"，晋国实行"戎索"。所谓"周索"即"作邑"、"作邦"，划分城市与农村的经界，是典型的城市统治农村，而"戎索"则仅有这种划分，是妥协的，开明的城市统治农村。至于秦、楚等边陲国家，从来没有过"周索"的传统，与中原诸国更有差别。这种差别对各诸侯国发展的影响，在春秋时就显现出来了，春秋"五霸"中没有"周索"传统的国家居三，实行"周索"的典范鲁、卫却一蹶不振；到了战国，"七雄"中韩、赵、魏由晋国分裂而来，齐、秦、楚、燕正好又是东西南北四个周边国家。实行周制的典范国家一个也没有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最后是没有"周索"传统的秦国统一了中国。
    以上论述说明，由于全力抓住了关键性的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侯先生的研究工作才成为"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在中国的引伸和发展"，取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划阶段性的学术成果。
    四
    作为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早在学生时代，侯先生就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立志要翻译出人类历史上一部光辉的著作--《资本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留学法国，通过自学的方式，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著作，为翻译《资本论》作准备。在求学的日日夜夜里，侯先生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去，在法国时，他居住的地方离著名的卢浮宫很近，但他却从没有去参观游览过。就是凭着这股"韧"的精神，经过前后十年的时间，终于翻译出了《资本论》这部恢宏巨著的第一卷。在谈及这部著作对自己的影响时，侯老说：
    我从这部巨著中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韧的追求》第91页）
    在侯老那一辈进步史学家中，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已渐成一股风气。但是，在学习、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侯老则无疑是用功最著，出力最多的一个。正因为如此，侯老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取得超出前人的学术成果。
    深厚、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侯外庐先生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原因之一，科学的治学方法则是另一个原因。侯外庐先生一贯强调"求实"与"贵疑"在治学中的重要性。所谓"求实"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它在侯老那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研究必须掌握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对史料作艰苦、细致的考订工作。在这方面，侯先生步着王国维，郭沫若的后尘，而多有发明。如侯老通过地"国""野""邦"字的考证来说明古代社会的发展、演进即是一个例证；"求实"的更深一层含义是强调史学研究永远面对的是客观事实，它要求研究者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总结、概括出规律性东西来，而不是用抽象、僵死的教条来切割丰富的历史实事。"贵疑"就是要发挥研究者的能动作用，在接受经典理论的同时，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使经典的权威性和研究者的主体性有机结合起来。侯老学术研究中充满了"贵疑"的精神。例如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早有权威性定义；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侯先生却对"什么是生产方式"的问题，经过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定义；生产方式是"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特殊的劳动力的结合关系"。与传统的观点相比，侯老的定义突出了生产关系的相对独立性，侯老认为不能机械地理解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力不发生大的飞跃，生产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侯老的观点正确与否，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我们可以看出，侯老对生产方式的理解是和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早熟的观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他"贵疑"，独立思考的产物。
    还需要指出的是，侯老是人民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具有崇高的社会使命感。他将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将学术研究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他说："因为经历着伟大时代，才确定自己终生不渝的理想和观点。"（《韧的追求·自序》）为了实现这一人生理想，侯老献出了毕生的心血和努力。"九·一八"以后，国家和民族陷入危机之中，围绕着如何挽救危机的问题，他在北平大学讲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参加了左翼教师联盟的抗日宣传活动，因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回到山西，继续为抗战工作。"七·七"事变后，他写过一系列政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后来汇集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和《抗战救国论》，受到林伯渠同志的肯定。转至重庆后，1939年起主编《中苏文化》，促进中苏邦交，沟通中苏文化。侯老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以民主求团结，以团结争取抗战胜利。"侯老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为当时抗日民主运动作出贡献。
    侯老不仅在政治活动上服从于当时的民主运动，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就是对中国古代社会里氏族贵族专政与国民阶级产生和发展的考察。他把"氏族贵族专政"与"平民的民主"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对立物，在历史评价上把氏族贵族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落后势力，而把国民阶级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新生力量，他指出古代社会发展过程艰难缓慢，从而造成历史的悲剧，原因即在于"氏族死壳的束缚"。在这里，侯老通过遥远的古代向人们昭示，只有"平民的民主"才能代表了中国的光明前途。读者不难看出这一观点对于认识直至近代中国社会的意义，也不难体会到它的时代精神。
    在侯先生那里，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是统一的。他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思考中发现问题，把它贯注到学术研究中去，使他的著作进发时代精神，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具有史学开创意义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