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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另一个学术活动就是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中国，他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1940年，费正清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的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195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费正清再次呼吁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1980年，他又强调东亚研究对改善美中贸易、文化关系的重要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费正清的学术主张反映了他关于学术研究应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观点。由于他本人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崇高地位，因此，他的呼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曾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美国学术界和公众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 费正清学术活动第三个令人瞩目贡献就是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2-1953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60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四、学术贡献与评价1、学术贡献 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其学术贡献重要在于： 首先，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其次，费正清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氏勋爵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 费正清作为一位史学家，还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他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他还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历史教员，桃李满天下。在哈佛大学教育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一百多人。 费正清也极力推泛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东亚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大量的财政资助。除了加强学术意识和筹集资金，费正清还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如在哈佛大学推广东亚研究扩大该学科和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哈佛大学几乎可称之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为他的终生信仰。 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著作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构成中有着许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众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义得到知识界、学术界同仁的认同。 费正清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 费正清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理解费正清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批判。费正清在与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接触过程中，也曾多次出现摇摆不定的时刻，这与其本人的社会经历、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涯有着多方联系。 附一：费正清生平年表19075月24日，出生于南达科他州的休伦 1911举家迁往南达科他州的苏费尔斯 1923进入新罕布什尔州菲力普斯·埃克塞特学校 1925进威斯康星大学 1927转入哈佛大学 1929-1931获得罗兹奖学金，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 19322月到中国为其博士论文做研究；初夏，在北京与威尔玛·迪尼奥·卡侬（Wilma，Denio·Cannon）结婚 1933-1935任北京清华大学讲师 1935圣诞节离开中国返美 1936秋，在哈佛大学任教 19418月，进华盛顿特区情报协调局远东组工作 1942被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改名为战略情报局）派往重庆 1943年底返回华盛顿，调陆军情报局远东部 19459月，到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 1946秋，重回哈佛大学任教 1948《美国与中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23月10-11日遭控告，到麦卡伦委员会（参议院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进行陈述 1952-1953以古根海姆基金会学者的身份在日本访问 1953《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条约口岸的开放》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6任新成立的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主任（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又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1958当选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 1960第一次赴苏联，参加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 1960《东亚：伟大的传统》[与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合作]由洪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5《东亚：近代的变革》[与赖肖尔、克雷格（Albert M.Craig）合著]由洪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6开始编著《剑桥中国史》，和特威切特（Denis Twitchett）共同主编（3月10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对华政策作证 1967在剑桥①举行六十大寿庆祝会；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莫菲（RhoadsMurphey）、芮玛丽（Mary Wright）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入门》（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以作贺礼 1968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1972夏天，与威尔玛重访中国 19735月，辞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任哈佛东亚问题研究委员会主席 19773月，为哈佛大学作最后一次讲课 1979感恩节，几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