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降，封建史学有了新的发展。就史书体裁而言，史评、典志等崛起，突破了纪传、编年陈陈相因的僵滞局面，其代表作为《史通》和《通典》。宋代不但保持了这一势头，而且出现了新变化，即各种体裁相互渗透，彼此汲取长处。司马光修《通鉴》，参用纪传体，叙事集中详赡，多具首尾，使编年体"断烂朝报"的弊病有所改变。范祖禹以编年、史评二体著《唐鉴》，别开生面。宋人认为，提供致治之道，编年体优于纪传，因其详于一国的治乱①。但这是通过史实诤谏，难以痛快淋漓。《唐鉴》则以大量评论继于史实之后，具有随时议事的优点，弥补了编年体的不足，颇受时人青睐，对后世亦有较大的影响。
    一、范祖禹与《唐鉴》
    范祖禹（1041-1098），字淳夫（又作醇夫、醇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他幼丧双亲，由叔祖、北宋著名学者范镇抚育。22岁成进士，其后历职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等。曾"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②"还曾为皇帝讲经史号称讲官第一。他勤于著作，尤精史学，关心封建政治而又不以宦途得失约束自己言行，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成果，著作除《唐鉴》外，还有《诗解》、《古文孝经说》、《仁皇训典》、《祭仪》、《帝学》等，后人编有《范太史集》。
    范祖禹生当仁、哲之间，适值熙宁、元祐政局大动荡之际，在范镇及其密友司马光等人影响下，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当时，一些比较务实的大臣"欲于新旧法中有所创立"，他却提出"但当复祖宗之旧，若出于新旧之间，两用而兼存之，纪纲坏矣。③"他这种对新法不分皂白一概否定的态度终身未变。他的政观必然影响史观，并因依凭国书，庛诋先烈，变乱事实，轻徇爱憎"之罪④，被一贬再贬，于贬窜中去世。他于史著中阐述政治观点，在《唐鉴》中亦历历可寻。
    《唐鉴》进于元祐元年（1086），现在通行本有两种。一为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南宋孝宗时浙江刻本，12卷；一为《国学基本丛书》本，系据明本排印（无具体年份），经吕祖谦加注并析为24卷，书前附清人胡凤丹《唐鉴音注考异》。瞿凤起先生于60年代曾在上海图书馆见一南宋孝宗的浙江刻本、并与吕祖谦加注本（明弘治本从此出）对勘，发现后者有两段佚文，并经删节⑤。以瞿氏勘出之佚文核定《国学基本丛书》本，两者完全相同，故《国学》本所据之明本似即弘治本；又据上海古籍影印本《出版说明》，知该书即瞿氏所见宋本。胡凤丹说："成公（吕祖谦--引者注）不好议论，不立门户……其间是非褒贬，无不以学士（范祖禹--引者注）为准。⑥"只字未提删改。胡氏如此说，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未做过如瞿氏的对勘工作，不知有删脱之处；二是吕氏加注的已是删节本，确实只注不删。否则，"不立门户"之说不能成立，因为删改原文也是表示观点的一种形式。宋、明两本各有优劣。明本之劣，除了佚文，还有很多脱讹之处，以会昌四年八月条为例："初，李德裕以贞元以来，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者，号（诏）令下军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括号内为宋本文字）。第一处"号令"与"诏令"之异，当以后者为是。唐制，皇帝诏令出中书、门下省，由尚书省执行，则宰相必预闻；号令出自臣下，宰相不可能亦不必预知。第二处的"敕"字不可无。中唐以后，大权虽归宦官、权臣，但出兵命将等大事仍须假天子之名。以上述引文核之《通鉴》，果见脱讹。但亦有宋本脱讹，而明本则已经清人改正例。如记"甘露之变"；"自是…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⑦，脱括号内"盛"字，致语义不通。又如记仇士良教宦官固宠术，末云："其赏拜谢而去"⑧，"赏"显系"党"之讹。
    《唐鉴》系范祖禹修《通鉴》时"于紬次之余"即业余时间写成，其宗旨是"稽成败之迹，折以义理。⑨"范祖禹负责修撰《通鉴》的唐五代部分。既然如此，为何又要另著《唐鉴》？主要原因是他与司马光观点分歧。刘羲仲曾说，其父刘恕与修《通鉴》，"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司马光--引者）笔削。⑩"这样，与修者根本无法抒己见。范祖禹作为重义理的史学家，认为《通鉴》意有未尽，遂另著述，欲通过大量评论阐发己见亦情理中事。最显著者，为不用武周年号，而系之中宗，自称是循《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一反司马迁以来重史实的传统，并说："虽获罪于君子而不辞也"（11）。《通鉴》以武周年号纪年，此处"君子"显然指司马光。吕思勉先生说："正统之论，至赵宋以降而始喧嚣"（12），范氏即一例，甚至不惜轻史重义。但是，这并非说《唐鉴》与《通鉴》完全抵牾，相反，前者史实部分不出后者；主要不同在于其评论文字远超《通鉴》。范祖禹想通过大量史评为北宋王朝提供统治经验和教训，这已见其著书宗旨，但为何要以唐为鉴？除谙熟唐史外，更主要的是"唐于本朝，如夏之于商，商之于周也，厥监不远，著而易见。（13）"
    《唐鉴》采取的是重点分析法。太宗、玄宗、德宗、宪宗是重点，占篇幅最多，而重点的选择乃出于在位时间较长（前三帝居唐代前三位）和地位重要的考虑。贞观是唐代奠基和大治时期；开元、天宝是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德宗种亡国祸根；宪宗在位时间虽列第七，但励精图治，使唐朝呈中兴气象。《唐鉴》的评论范围很广，难以一一评价，仅择要括为数条，以窥概貌。
    1.封建道德准则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并极力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如评李世民杀兄弟、夺皇位事："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立子以长不以功……故周公不有天下。（14）"他既以儒家封建伦理道德为准绳，指责太宗的不孝不悌，又因立有大功为之减轻罪过。又如卷一论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的行为："岂有胁父臣虏以得天下而可为欤……惜乎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而不知义也。"其实，当隋失其政，群雄竞起逐鹿之时，李渊能先固根本，静待时机，用心深沉，殊非世民能及，王夫之论之甚是；《大唐创业起居注》等还记载了建成兄弟屡立战功的事迹，可知唐有天下，绝非世民一人之力。作为唐史专家，范祖禹不会不了解这些史实，而坚执归功世民，贬损其父兄的观点，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由于世民继位违反嫡长制，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必须批评；但这种批评又不能越过一定限度，即不能危及封建统治。尤其是北宋亦有非嫡长继位者，与唐有异曲同工之妙，则更不能不找出使之成立的理由。因此，在道德准则与现实政治冲突时，前者必须服从后者，在此原则下，开国之功悉归世民，其继位亦顺理成章了。《唐鉴》之所以深受宋、清皇帝推崇，恐与两朝均有非嫡长继承皇位不无关系。这种为政治服务的笔法走向极端，就是同属一类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如范祖禹评贞观十五年陈大德出使高丽，于途偷记战守要地时，严厉斥责了陈氏企图开衅的行为；而在评贞观十八年太宗欲伐高丽时，却认为师出为义。这种君行必是，维护君主绝对尊严的笔法是《唐鉴》史论的特点，也是与范氏行动一致的。宋代曾为分祭还是合祭天地事发生过激烈争论，而素以守经持论的范祖禹为迎合皇帝旨意，不惜违背《周礼》经训，力主合祭。
    2.重人事，轻鬼神。《唐鉴》与《通鉴》一样，不语神怪，不信谶纬，常常讥刺唐朝诸帝的迷信。如指出高祖言其祖先出于老子，乃听信方士诡诞之说。又指责玄宗炼药祈福是"假于神怪，以罔天下。（15）"认为这造成了臣欺君，天下共欺君的恶果。在批评肃宗时进一步阐述了世本无妖，妖由人造的观点。范祖禹反对鬼神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客观上起着反迷信的进步作用，但他主观上并非想揭露封建帝王以鬼神作统治工具，仅是所主张的统治方法不同。儒家轻鬼神重人事的观点，更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因为鬼神可以被任何人所利用，远不如以儒家道德规范约束人们思想和行动来得稳妥。这点，他作过明确的注脚："六经之书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于诸子百家、神仙释道……本非有益于治道也。（16）"
    3.重人治，主张上下通达。身为名讲官，范祖禹对如何使封建统治机器正常运转研究有素。他特别重视人治，认为选相得当与否决定国家治乱兴衰。他强调必须处理好君相关系，主张各司其职，不可僭越。他还认为，上下通达是为政首务，力主广开言路，并将纳谏还是拒谏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他还费了不少笔墨为帝王提供用人、控臣等统治术，以期封建国家机器发挥最大效用（17）。
    4.史官要秉笔直书，以督促君臣做到君德臣轨，各守本份。封建时代史书，目的不是为后世留下记载，而在于为当今提供有用的东西。著史是为鉴戒，论史也往往是为论政，史书起着劝谏、匡正作用，这就要求作者秉笔直书。范祖禹继承了这一优良的传统，不为圣讳、不为贤讳。太宗虽备受赞扬，但批评也不少。如评贞观十六年太宗欲观起居注被褚遂良拒绝事："何畏乎史官之记，而必自观之耶！"寥寥数语，足见箴戒。事实上，唐代诸帝随意观史，至武宗竟不知有人君不得观史之禁，皆因太宗作俑，坏风气在先。对名臣魏征也不放过，就他不愿傅太子之事评道："受君子之托，而无补救。处父子兄弟疑危之际，依违而已。"抨击其明哲保身（18）。又如他斥责太宗欲纳弟媳、玄宗纳子妇等秽事，淋漓尽致，不一而足。为了有俾于资治，督促人君自爱，范祖禹极力反对官修史书制度："后世人君得以观史，而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19）"官修史书虽有保存文献之功，但确有曲笔之弊。在唐代，这个弊病有不断扩大趋势，以至权臣、宦官均能刊改成史。
    《唐鉴》的某些评论颇中肯綮。如论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唐初定均田，有给田之制，盖犹有在官之田也。其后租庸调法坏而为两税，给田之制因不复见，盖官田益少矣。（20）"尽管其结论颠倒了因果关系，但他正确指出了实行均田法的前提是政府拥有官田，然后方可授受；并将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对均田制败坏的评论，是与现实有关的--宋初采取不抑兼并政策，作为与功臣交权的交换，这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造成国家财源渐趋枯竭，至仁、神之时，国家已经贫弱交加了。再如他论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唐之季世，政出阉尹，不惟赋敛割剥，复贩鬻百物，尽夺民利。故有私盐之盗，商贾之事，皆官为之也。（21）"指出了官逼民反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