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既要遥援三代为后世楷模，又要维护当世统治，而二者常难协调，往往陷入自相矛盾。如在贞观五年条中反对照搬分封制："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因时制宜，以便其民，顺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表现了进步的历史发展观；但大和七年条却对封建诸侯大加赞扬，引为楷模。这类矛盾现象甚多，似乎难以理喻，其原因很复杂。首先，它是作者儒家义利观的反映。《唐鉴》与《通鉴》不同，后者侧重政治得失，前者重名教纲常，同时又想尽量与现实政治需要相一致。言必称三代，论必及文武周公，是封建政论者的最高准则。儒家政见，在于恪守务虚义理，某些原则是不可变更的；但为现实服务，则须审时度势，权宜灵活。前者着眼是非取舍，后者立足成败得失。范祖禹作为皇帝侍讲，引经据典、联系现实是其职责，而以古诫今是史论联系现实的一种形式，论史正是为了论政。既要远绍三代，大谈义理；又要近承李唐，注重现实，虽欲义利兼顾但不可能完全做到。其次，受其政观影响，范氏敌视新法，故常举三代影射王安石变法，而不顾是否牵强。
    二、《唐鉴》体裁、价值和影响
    《唐鉴》特点是略于叙史，详于评论。它叙史部分共309条，约41722字；评论部分294条，约42516字，字数超过前者（王鸣盛说，《唐鉴》306篇。有人认为这是根据史实统计，不知何据。其实，王氏之说源于《郡斋读书志》，而《郡斋》未作说明）（23），古代目录书历来将它划归史部的史评类，原因可能在此。史评类著作，往往很猥杂，甚至包括音训、索引著作，真正称得上史评的不过《史通》等少数几部，这反映了当时学术不专的状况。《唐鉴》与《通鉴》的区别在于，前者略史实，重评论；后者则以史实为主，间以评论。历来的史著，修撰者大抵都要从中发论，其议论文字纪传体多置篇末，编年体则或置篇中，故仅以评论文字多寡划分体裁，似不妥当，更何况《唐鉴》叙史部分格式悉同编年体。那么，《唐鉴》究竟属何种史体？只能说是编年、史评合一而以评论为主的新体裁，姑称为评述体。这种体裁的产生，首先是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史书体裁自《春秋》、《史记》而下，"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23），纪传、编年一统天下。唐中叶后，史学家另辟蹊径，体裁渐见多样。宋人好议论，且正统观念始盛，这种风气带入史学领域，遂有《唐鉴》之出。其次为政治上的需要。北宋惩五代武夫跋扈之弊，开国之初即特别注意右文抑武，大修史书，整理典籍，加紧从历史上寻找经验，以鼎革旧制，变贫弱为富强。但是，传统史书因体裁所限，无法直陈己见，于是兼具编年、史评之美，能拔出于叙史而又不落空泛，可直接谏诫的体裁便应运而生。
    《唐鉴》因史实不出《通鉴》，史料价值不大，但部分文字可与《通鉴》互较，以纠其谬。陈光崇先生在校读两书后，得《唐鉴》校语44条，指出《通鉴》的一些讹误，由此纠正了胡注的强解（24）。更值得重视的是，《唐鉴》并非尽袭《通鉴》行文，而多经重新组织，更为概括、准确。《通鉴》虽系撰述，但仍存旧史痕迹，如记"甘露之变"："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帅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阁门讨贼……其不得出者六百余人皆死……诸司吏卒及民酤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余人。"《唐鉴》改为："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阁门，逢人即杀，死者千六百余人。（25）"《通鉴》袭时人语气，称仇士良下令"讨贼"，其实，"贼"正是无恶不作的宦官。《唐鉴》改用中性词，接着点了"逢人即杀"之惨状，则见宦官罪孽甚明。又玄武门之变后，高祖立世民为太子，《通鉴》行文为："又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唐鉴》删"然后奏闻"四字（26），正符合政变后权归世民、高祖被架空之实际。至于《通鉴》长篇文字被改写成寥寥数语者，比比皆是。最典型者，《通鉴》以数万言述玄武门之变，而《唐鉴》缩为25字。由此可见，说《唐鉴》叙事尽用《通鉴》原文，不确（27），严格讲，是史实不出《通鉴》，行文经重新组织。这种行文不同，其意义远远不止文字的简洁达意与符合史实，而是历史编纂学从"记注"到"撰述"转变的标志。宋以前，史书多类记注。尤甚者为《旧唐书》，抄袭之处触目皆是。这虽能保存史料，但修史者不须别出心裁，有著作之名而无其实。《新唐书》之出，改变了这种状况。前人说它事增文省，其实这正是以撰述代替记注的表现，对史事重新辨别、组织，遂能以较少的文字容纳较多内容。尽管欧阳修因喜用奇涩字而受非议，但首开撰述风气，实属难能可贵。《通鉴》踵之，并避免了其缺点，大获成功，加快了从记注到撰述的转变进程。但《通鉴》因卷帙浩繁，难免偶有旧史痕迹，这个缺憾，至《唐鉴》再予弥补。
    王鸣盛说，《唐鉴》"议论佳者，已俱采入《通鉴》。（28）此论不当。范祖禹作此书，就是因为与司马光有不同观点。此书问世后，颇受好评，并影响后人，如无可采之处，孰能如此？另外，两书评论份量悬殊。《通鉴·唐纪》仅25条，而《唐鉴》达294条。其中两书论同一事者，仅两条。若说这两条是采入《通鉴》的精华，也不能成立，因其观点恰与《通鉴》相左。两书评论各有千秋。《唐鉴》范围广，其议论佳者，很多为《通鉴》所无，如前述之反对君相干涉修史，反对轻启边衅，等等。当然，由于正统观念和个人经历制约，若干论断不免浅薄，不如《通鉴》精当。即以两书仅有的论同一事两条为例：《唐鉴》论太宗夺嫡以"孝、悌"为准则，以为"立子以长不以功"，未免迂腐；《通鉴》分析了政变原因后，指出此为势必然："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29）"论定谋求政治权力是政变原因，决定胜负则凭实力。又如论唐末藩镇与南北司勾结、相互混战及朱全忠尽诛宦官事，《唐鉴》曰："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灭，而人主受其祸。"《通鉴》则系统论述了宦官的历史演变及其在唐代的政治作用，指出，唐朝宦官之所以在历史上最骄横，原因在于手握兵权。并概述其始末；"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30）"其论远胜《唐鉴》就事论事。
    《唐鉴》问世后，名噪一时。程颐"几案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程还说："近方见此书，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31）"据宋人记载，祖禹之子游大相国寺，人们指为"《唐鉴》儿"，盖但知书名而不知祖禹为谁（32）。朱熹先则颇有微词，认为"《唐鉴》有缓而不精确处，如言租庸调及杨炎二税法，说得都无收杀，只云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这般苟且处。"朱氏认为这是影射造成的："他是见熙宁间详于制度，故有激而言，只那有激，便不平直。（33）"过份重人治而贬法治，是范氏弱点，朱熹所言正中其弊。但朱熹晚年却为此深感后悔："有治人无治法，此虽老生常谈，然其实不可易之至论也……盖无人以守之，则法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34）"他的名著《通鉴纲目》也受《唐鉴》影响，"书帝在房州，实仍其例。（35）"宋高宗曾极口称赞："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36）"清仁宗则诏示群臣："范祖禹所著《唐鉴》一书，胪叙一代事迹，考镜得失，其立论颇有裨于治道。"并令馆臣仿其体例，辑成《明鉴》（37）。《唐鉴》不但在政治上颇受重视，其义例、体裁对后代亦颇具影响，尤其是为史书从记注到撰述的彻底转变作出了贡献。
    注释：
    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1上，《四部丛刊》三编。
    ②③《宋史》，卷337，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④《宋大诏令集》，卷207，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⑤瞿凤起：《读宋刻十二卷本唐鉴》，《文物》1962年第1期。
    ⑥胡凤丹：《重刻唐鉴音注序》，《国学基本丛书》本《唐鉴》。
    ⑦⑧《唐鉴》，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卷20，《国学基本丛书》本，以下不注版本皆为《国学基本丛书》本。
    ⑨范祖禹：《进唐鉴表》。
    ⑩刘羲仲：《通鉴问疑》，第10页，台湾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1）（14）（15）（20）《唐鉴》卷7、卷2、卷9。
    （12）吕思勉：《史学四种》，第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3）范祖禹：《上太皇太后表》。
    （16）《范太史集》，卷21，《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17）《唐鉴》，卷9、卷17、卷18。
    （18）（19）（21）《唐鉴》，卷5、卷6、卷22。
    （22）（28）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92；晨舟：《范祖禹与唐鉴》，《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光绪甲申长沙王氏刊本。
    （23）《史通通释》，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4）（27）陈光崇：《范祖禹与资治通鉴》，《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25）《通鉴》，卷245，中华书局1982年版；《唐鉴》卷20。
    （26）《通鉴》，卷191；《唐鉴》，卷1。
    （29）《唐鉴》，卷2；《通鉴》，卷191。
    （30）《唐鉴》，卷23；《通鉴》，卷263。
    （31）朱熹：《伊洛渊源录》，卷7，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二程外书》云，《唐鉴》史论全得自程颐，并引程氏语："淳夫乃能相信如此"，于理不通，录而存疑。转引自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第168页，《国学小丛书》本。
    （32）蔡絛：《铁围山丛谈》，卷4，中华书局1983年版。
    （33）《文献通考》，卷200，《经籍考》。
    （34）《朱子大全》三，《常州宜兴县社仓记》，《四部备要》本。
    （35）（3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8，中华书局1981年版。
    （37）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三，第387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胡凤丹； 《重刻唐鉴音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