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字仲任，东汉会稽上虞人），不仅是吴越民族优秀的思想家，也是古代中国杰出的历史哲学家。以往人们对王充思想的研究，一般都站在哲学思想史的角度，着眼于他对中世纪哲学的批判，殊不知他同时也是一位批判历史学家。他从历史的角度，对中世纪官方哲学进行了全面批判；又从哲学的高度，对加在历史真实之上的种种虚妄说教作了清算和扫荡。王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批判历史学家；《论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批判史学著作。这样说是不会夸张的。
    一
    王充生活在一个神学史学泛滥、史学亟待批判的时代。
    东汉前期，这个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神学猖獗盛行的中世纪时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加强暴力统治的同时，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全盘继承了武帝从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神学思想体系，并利用西汉后期大肆流行的谶纬迷信，来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史载东汉开国君主刘秀"尤信谶言"（《后汉书·方术列传》），不仅以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而宣布自己做皇帝，甚至还以谶言决疑（《后汉书·光武帝纪》），更于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以神化皇权为国策。从此，谶纬学说蜂起。《文心雕龙·正纬》云："至于光武，笃信斯术（谶纬之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到了章帝刘炟，在洛阳召开白虎观会议，将儒家经书和谶纬迷信合而为一，定为官方思想，奉为一尊，容不得"异端"思想和"激抗"言论。
    与整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这种谶纬迷信神学相对应，史学界也弥满着附会迷信的说教。一方面，统治者要宣扬谶纬迷信，君权神授，迫切需要历史知识为之论证；另一方面，统治者要加强思想箝制，又要直接控制和垄断史学，以便可随心所欲地借用史学这个工具来体现统治集团的意志。明帝刘庄亲撰《光武本纪》，并禁止私人撰史，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这种心迹。在这种情势下，绝大多数史家只好迎合统治者的口味，历史遭到了任意的解释附会，甚至宰割和篡改，史学著作充斥着虚妄不实的内容。正是那个《白虎通义》的编者班固，在当初继承父业，有志续撰《史记》，却被人告发"私改国史"而被捕下狱。后经一再考验，明帝不仅免其一死，还任他为兰台令史，迁典校秘书，并把撰写西汉国史的重任交与给他。在这种状况下撰成的《汉书》，其思想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了，除了体现皇权政治，宣扬"汉承尧运"的封建正统观点和阴阳五行、灾异瑞符、天人感应等神学思想，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论史标准外，还会（敢）有多少"异端"思想呢？
    生平"好论说而不守章句"（《后汉书·王充传》）的王充正是体察到了这种充斥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虚妄风气，在他看来，当时的学术思想虚实混淆、真伪莫辨，是非不分，已到了"是反为非，虚转为实"，"浮妄虚伪，没夺正是"的绝境（《论衡·对作》，下引此书只注篇名）。那些"短书小传"，固然"虚不可信"，而诸子百家"传书之言"，亦"多失其实"，甚至连"儒者说五经"，亦"并失其实"，更不用说那铺天盖地横行蔓衍的"伪书俗文"了（《书虚》、《自纪》、《正说》等）。总之，当时的整个学术界，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虚妄"（《佚文》）。
    于是，他要起来揭露和批判这种虚妄的学术、混乱的思想，澄清是非。这就是他"幽处独居，考证虚实"先后约三十年而成《论衡》的目的。他这样说：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对作》）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
    王充要"疾虚妄"，就必须把被颠倒了的历史还原过来，用历史事实来说话。
    二
    王充对史学的批判，围绕的一个中心便是辨虚伪崇真实。对史学领域中一切虚妄不实的史著、史实一一加以批判，对详实的史书则大加表扬，重新强调真实性是史学的灵魂、史著的生命。有破有立。《论衡》一书充满着辨虚崇实的内容，书中随处可见"虚"、"实"、"不实"、"妄"、"伪"、"不信"、"未可信"等字眼。为求得确证，本人不惜花费精力，一页一页加以统计，结果得出《论衡》一书中，使用"实"字（包括"非实"、"不实"、"失实"等，但不包括"果实"之实）凡431次，用"虚"字（包括"不虚"）凡169次，用"妄"字凡59次，用"误"字凡11次，用"信"字（包括"不可信"）凡46次，用"伪"字凡8次，用"非也"凡17次。共计使用这些字眼达741次。这在古代任何一部著作中，都是极少见的。其批判锋芒之犀利，其战斗性之强，由此即可见一斑。
    （一）"传书之言，多失其实"
    传书，既指那些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又指那些史传之书。在汉代，这些书中充满了虚妄内容，从而使儒家经书越来越神秘化、宗教化。王充首先对这类传书开火，一针见血地指出："传书之言，多失其实。"是一批儒生"立奇造异"，吓唬"世俗之人"而编造出来的"谲诡之书"。为此，王充专作九篇富有战斗性的檄文，每篇篇名均赫然冠以一"虚"字。它们是《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合称"九虚"。
    在《书虚篇》中，王充开宗明义指出：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夫世间传书诸书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
    接着，接连举出十二个虚妄失实的例子，逐一加以批驳。如传书言，舜、禹死后，象为之耕，鸟为之田，以圣德所致，天使鸟兽报祐之也，世人皆以为然。王充说："考实之，殆虚言也。……夫天报舜、禹，使鸟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报舜、禹，宜使苍梧、会稽常祭祀之。使鸟兽田耕，不能使人祭，……天之报祐圣人，何其拙也，且无益哉！"传书又说，孔子葬在泗水边，"泗水为之却流"，是因为，孔子之德，能感动上帝，天神保祐，不使泗水冲刷其墓。并以此证明孔子的后代个个都当封候。王充针锋相对提出反问："孔子生时，天神不使人尊敬"，"生时无祐，死反有报乎"？"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后乎"？传书编造吴王夫差杀死伍子胥后，子胥为发泄自己愤恨的心情，"驱水为涛，以溺杀人"。王充指出："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子胥活着的时候，不能"营卫其身"，死后又被煮成肉汤，"骨肉糜烂"，"筋力消绝"，"安能为涛"！
    继《书虚篇》之后，王充接着有《变虚篇》，揭发传书所言天要惩罚宋景公，只是因为景公说了三句"善言"，感动了上天，才免于惩罚，延长了寿命，这种说法完全是虚言。从而批判了天能感应人间善恶，并能发出"灾变"以示赏罚的谬论。《异虚篇》继续批驳天用灾异惩罚君主，君主行善可以消灾的虚妄之言。《感虚篇》则集中批判汉儒传书宣扬的人的"精诚"能感动上天鬼神的谎言。列举十五个典型事例，一一揭发他们编造的历史传说故事统统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汤遭旱灾，自责祷雨，上天为他降雨；杞梁妻哭而城崩；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等等。《福虚篇》、《祸虚篇》批判"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的妄言，指出"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现象的存在，便是一种讽刺。《龙虚篇》引用史书所载事实，驳斥龙神能升天的谎言，指出这是儒生"拘俗人之议"，"俗人浅智，有好奇之性，无实可之心"。《雷虚篇》批判传书所言打雷是上天发怒、有意识惩罚人类的虚妄之论。《道虚篇》则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揭露了传书所宣扬的人可以"得道仙去"、"度世不死"的谬论。
    "九虚"之外的其它许多篇章亦都对当时各种史传著作中所编造的种种虚伪的历史故事加以无情的揭露。如当时绝大多数史著都存在着这些说法：夏朝君主禹为其母吞薏苡草而生，商朝始祖契为其母吞燕卵而生，周族始祖后稷为其母踩了巨人的脚印而生，汉高祖刘邦是其母"梦与神遇"，与龙交配而生。"世儒学者，莫谓不然"。王充在《奇怪篇》中指出："如实论之，虚妄言也。"他根据历史事实和生物繁殖规律，批判了这些天生圣人、君权神授的荒唐说教。
    （二）"追难孔子，何伤于义"
    仅仅是向传书开火还是不过瘾的，王充进一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子、孟子及孔孟的著作。他专作《问孔》、《刺孟》两篇，首先指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看法是错误的。研究学问，在于追求真理，弄清是非曲直，"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既然如此，即使"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于是，王充以《论语》、《孟子》为靶子，指出其中自相矛盾和违反历史事实的内容，一一加以质难，并明确指出，"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孔子不过是个"贪官好仕"、"行无常务"、"言无定趣"的人，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神"。至于孟子所鼓吹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观，也不过是一种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浮淫之语"，孟子提出这种论调，只能说明他"与俗儒无殊"，谈不上是"贤圣"。在《正说篇》中，王充更进一步指出，非但"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在儒学独尊的时代，王充的这些批判，可以说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分庭抗理。
    （三）"世俗褒称过实，毁败逾恶"
    对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和褒贬，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历史学的任务之一。中国史学的褒贬传统可以说在史学产生之时即已有之，而孔子《春秋》称得上是褒贬史学的滥觞。这一点就连王充也不得不承认，并予以称赞。《问孔篇》云："《春秋》之义，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超奇篇》又云： "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感类篇》更称赞"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采善不逾其美，贬恶不溢其过。"问题在于，不仅孔子本人未能自始至终地将褒贬义例贯彻好，《论语》等著作中就存在着许多褒贬失正的做法（详《问孔篇》），其它的儒家经典也同样未能做到这一点；更严重的是，后来的学者对史学简直是上下其手，任情褒贬，随意增损。是非不公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信史"可言？为此，王充专作《语增》、《儒增》、《艺增》三篇檄文，予以批判。
    《艺增篇》辟头就说：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
    这种情况，在所谓"万世不易"的儒家"经典"中首先大量存在着。在"三增"中，王充举出《诗经》、《尚书》、《周易》、《论语》等经典中的许多"增益失实"的例子，逐一进行批驳。如《尚书》言尧能"协和万国"，便是"褒增过实，以美尧也"。"言协和方外，可也；言万国，增之也"。又如《诗》言周宣王"子孙千亿"，也是"诗人颂美，增益其实"。"言子孙众多，可也；言千亿，增之也"。《诗》又言周宣王时遭大旱之灾，"维周黎民，靡有孑遗"，这也是夸大事实的说法。这里王充特别指出，只要对比一下汉代的情况就可知道，遭大旱之灾时，贫苦人家确要受到饥寒，至于那些富贵之家，"谷食饶足，廪囷不空，口腹不饥，何愁之有？"这就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贫富不均现象。经典之外的其它著作，随意增损褒贬更为严重。如把周武王伐纣，说成是"兵不血刃"的德政是"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把尧、舜之政说成"一人不刑"，周文王、武王之治，"刑措不用四十余年"，这也是褒称过实，事实上，当时用刑与用兵一样的频繁。东汉光武帝时，又有人颂美文帝，说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而实际上，汉文帝并不居明光宫，断狱更不是三人。王充指出："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
    再看毁人逾其恶的情况，传书说商纣"沉湎于酒，以糟为丘，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为长夜之饮，亡其甲子"，这是毁恶过其罪，"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纣之所与相乐，非民，必臣，非小臣，必大官，其数不能满三千人。传书家欲恶纣，故言三千人，增其实也。"传书又说秦始皇为了焚烧诗书，才坑杀儒士，"此非其实而又增之"。事实上，秦始皇焚诗书、坑儒士是各有原因的，焚诗书起因于"诸生不师今而学古"；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书虚篇》又指出，汉儒传书说齐桓公妻姑姊妹七人，乱骨肉，犯亲戚，不知伦理，又"负妇人而朝诸侯"等，这分明是对齐桓公的一种人身攻击。齐桓公多内宠是事实，但决没有乱于姑姊妹，也不会淫乱无礼到背着妇人接受诸侯朝见的地步。自古无道之君，信谗远贤，莫能用贤。而齐桓公能任用管仲这个贤才，"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千世一出之主"，这就证明齐桓公不是一个无道之君。"有贤明之君，故有贞良之臣。臣贤，君明之验，奈何谓之有乱？"《是应篇》则径直指出儒者之言，常常"溢美过实"，"褒增过其实"。王充明确提出："凡天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语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