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
    厚古薄今的复古主义思想是当时史学界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观，诚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王充在《论衡》中，专作《齐世》、《宣汉》、《须颂》、《恢国》、《治期》、《验符》诸篇，驳斥了这种复古主义思想，并提出了"今胜于古"的带有朴素历史进化论色彩的进步历史观。
    《齐世篇》云："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宣汉篇》云："俗好褒远称古，讲瑞则上世为美，论治则古王为贤，睹奇于今，终不信然。"《超奇篇》又云："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长生（即周长生）家在会稽，生在今世，文章虽奇，论者犹谓稚于前人。"《须颂篇》称俗儒"好称古而毁今"，"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案书篇》则云："俗好珍古而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所有这些揭露和批判，尖锐而明确。在一部书中，如此反复地强调这个问题，可见其重视程度。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持复古主义的观点，汉代的司马相如、司马迁、杨雄、陈平仲、班彪、班固等就比较重视当代历史。王充对这些学者予以表扬："高祖以来，著书非不讲论汉。司马长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杨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须颂》）
    特别是班氏父子的《汉书》是当代史著的代表作，就这一点看已远超古人。故《超奇篇》云："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纪也。"
    王充还决心让历史事实本身来说明问题。他举出当今社会（汉代）的许多事例和古代对比，证明历史的进步，驳斥"以古非今"的错误观点，从而使自己的学说染上了历史进化论的色彩。《宣汉篇》明确指出，汉代"四海混一，天下安宁"，疆域广大，荒野变成了良田，各民族都有了进步，这些都超过了上古，所以，"周不如汉"。又说"汉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指章帝），过周之成、康、宣王。"在《宣汉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的基础上，又作"《恢国》之篇，极论汉德非常，实然乃在百代之上"（《须颂》）。那么，是不是因为王充生当汉世而故意赞美当朝歌功颂德呢？王充的自我表白是："非以身生汉世，可褒增颂叹，以求媚称也；核事理之情，定说者之实也。"（《宣汉》）也就是说为了还历史的真实面貌。《齐世篇》还进一步感观到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是上古简朴，后世进步。他说：
    彼见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又见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则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矣。
    当然，王充对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有时采取了比较古今符瑞和天道的做法，从而使得这些批判非常的不彻底，也未能使他那"今胜于古"的可贵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自然是令我们遗憾的。
    （五）"文不称实，未可谓是也"
    王充要求史书崇实，反对虚饰，所以在对待史书的语言文字上，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那种徒以华文丽辞以为美观的浮夸作风。在《定贤篇》里，他批判那种以文字是否弘丽而定贤愚的做法：
    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
    又在《自纪篇》里说："实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文字的多少，形式的搭配，一切都要以是否能更好地真实记载内容为准则。他打比喻说；
    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超奇》）
    所以，他表扬刘向、谷永、桓潭等的著作"精诚由中"，"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总之，"文不称实，未可谓是也"（《物势》）。"虚实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谆诚之化化日以孳矣"（《对作》）。
    （六）"各以所禀，自为佳好"
    王充进一步批判当时学术界模拟因袭，因循守旧，没有创见的不良风气，主张"各以所禀，自为佳好"，发扬独创精神，自成一家之说。在《自纪篇》中，他说：
    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则化匠斫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
    他把这种"泥师"守旧，人云亦云的学者，戏称为"盲瞽"、"鹦鹉"、"章句之儒"，大加讽刺。而对桓潭、司马迁等敢于表达自己个性、自成一家之说的学者则大加表扬，誉之为"鸿儒"。（见《超奇》）王充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整个学术界都"恪守师承，即一字亦不敢出入"，"增师法至百万言"（皮锡瑞《经学历史》）的时代，确实是独树一帜。
    （七）"不为财劝，不为恩挠"
    王充认为，天下著作唯有史书是最"公正"的了，而要使史书做到"公正"，就必须要求史家做到秉笔直书，坚持原则，不畏权势。然而，真正能做到这点，又谈何容易？更多的是那些"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的人物。在《佚文篇》中，王充对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家予以表扬，而批判了隐讳曲笔的恶劣作风。他说：
    杨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十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贾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载乡里人以为恶戒。邪人枉道，绳墨所弹，安得避讳？是故子云不为财劝，叔皮不为恩挠。文人之笔，独已公矣。贤圣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后人观之，以见正邪，安宜妄记！
    王充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对撰史原则和态度的极好表述。
    （八）"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王充更进一步阐述了史学的任务及作史的目的这个重要问题。他引《诗经》之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历史是可以为后世取鉴的（《宣汉》）。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就在于"载人之行，传人之名"，"劝善惩恶"，起到"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的作用。他说"善人愿载，恩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传流于世，成为丹青"，这就是历史学的"可尊"之处。（见《对作》、《佚文》）所以，他强调作史一定要有用于世，"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超奇》）。并明确提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自纪》）
    以上王充对史学领域中虚妄失实、毁誉过实、文不称实、厚古薄今、因循相袭等诸种不良风气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秉笔直书、惩恶劝善等原则的强调，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史学批评观。
    三
    中国史学中的批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史学刚产生之时的先秦时期，即已萌芽。《诗经》中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中的"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易经》中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等等，便都是对历史价值的一种感性直观评判。特别是孔子，不仅认识到历史可以为现实提供借鉴、增长人们的知识，而且可以起到观察社会发展趋向，预见未来的作用。这就是他对《尚书》、《易》所作的价值评判："疏通知远"、"彰往而察来"等。孔子还对史家提出了"书法不隐"、闻疑则阙、"属辞比事"等意见。孟子则第一次对孔子的史学进行了评判，他总结《诗》、《书》、《春秋》的产生能联系时代背景，指出其必然性。对孔子史学的灵魂事、文、义三者也作出了评论。孟子还曾对《尚书》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提出分析评判："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指《尚书·武成篇》），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其他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对历史进行过一些评判。但所有这些评判，都是点滴而无一定系统和明确目的，故不能视为自觉的批评。从汉代开始，出现了对史学的自觉反思和评判。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对先秦史学作了一番总结评判，还结合自己的史学实践，提出了许多史学见解。班彪、班固父子则对以往的史学、特别是司马迁的史学作了评判。他们著《汉书》，变通史为断代，便是对过去史学反思总结的结果。这些都是有一定目的和标准去评判史学了。但是，应该看到，在王充之前的这些史学评判不仅评判的范围不够广泛，评判的方法还比较单一，尤其是批判的锋芒不够锐利。如前所述，王充对史学的批判，涉及的方面很广，提出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显示出其锐利无比的批判锋芒。《论衡》一书中所体现出来的王充的史学批判精神，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而王充之后，中国批判史学史上的几员健将刘勰、刘知几、郑樵、章学诚、梁启超等，又无不受其影响。这样，我们总结王充的史学批判精神、批判原则和方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就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王充首开中国批判史学新风气这一命题，从而确立王充在中国批判史学上的创立者地位；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对整个中国批判史学发展史作出正确的评价；甚至对我们今天大力开展新的史学批评，繁荣历史科学，也会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一）超凡的胆量
    任何批判都需要批判者具有一定的勇气和胆量，而况是对人们所崇拜的经典圣人进行批判，而况是对同时代的人和社会现象进行批判？在王充之前，确实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位勇于批判的思想家。
    没有一位批判家敢于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宗明义标明自己的批判态度，王充这样做了。这就是《佚文篇》所提出的"《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而且不止在一处，鲜明地亮出了"疾虚妄"的批判旗帜。
    勇于怀疑，勇于批判，这就是王充的性格！
    继王充后，刘勰又在所著《文心雕龙》中立《史传》一篇，对汉魏时期史学的"讹滥"、"虚妄"之风作了批判。诚如章太炎所云："《论衡》所说，略成条贯；《文心雕龙》张之，其容至博。"（《文学总略》）特别是唐刘知几继王充"疾虚妄"后，创作了《史通》这样一部批判史学巨著，既批判了传统史学，也批判了当代史学，同时也把批判锋芒指向了孔子及六经。并直言自己是为了进一步发挥王充的批判史学，"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史通·惑经》）。其《疑古》、《惑经》、《直笔》、《曲笔》等篇便都是战斗性极强的批判文章。明代胡应麟即指出：刘知几"讥诋圣人，乃步王充之后尘"。刘知几"捶提班马，不遗余力，而独尊信是书"。（《少室山房笔丛》卷28《九流绪论》）近代批判史学家梁启超更认为，刘知几在《疑古》、《惑经》中所表现之"勇于怀疑，勤于综核"之精神，实为王充以后第一人。现代史家翦伯赞亦指出："刘知几的《惑经》，实即王充《问孔》的续编"，"他不迷信圣经贤传，不迷信灾祥符瑞"，"颇受王充学说的影响"。（《论刘知几的史学》，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总之，王充那种勇于批判的胆量，被后世发扬光大后，遂形成为中国批判史学的一种精神。
    （二）严密的方法
    任何批判都离不开方法和方式，王充的史学批判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证据。他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事有证验，以效实然"。又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薄葬》、《知实》等）所以，一切以事实为根据，重视"实效"，是王充方法论的一个最显著特点。而其具体的论证方式则又灵活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为归纳连举法。就是连举二个以上证据加以重复论证，这是王充运用最多的方式。如《雷虚篇》论雷之为火而非天怒，连举"一验也"、"二验也"至"五验"，然后得出结论："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道虚篇》批驳文挚入火不焦，入水不濡的谎言，连用"一虚也"、"二虚也"至"五虚"五层证据。《知实篇》论"圣人不能先知"则连举十六例证据。《语增篇》批驳"武王伐纣，兵不血刃"的说法，也运用了多层次的重复论证（六层）。总之，王充是不用孤证说明问题的。
    二为逻辑演绎法。即运用逻辑大前提和小前提加以演绎推理论证。《谈天篇》在批判《淮南子·天文训》所说"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级"的传说时，就连续用了八层逻辑演绎论式，逐层驳难，一环紧扣一环。其笔法之纯熟，令人叹为观止。
    三为"方物比类"法。就是比较考订法。王充擅长于将问题和事物加以比较，看出真伪。他曾说："圣心贤意，方比物类。"（《薄葬》）他甚至使用了今人所说的矛盾律，即"不得二全，则必一非"（《语增》、《雷虚》），"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案书》）。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借《史记》的《三代世表》与《殷本纪》、《周本纪》所载加以比较，发现其中关于契的身世的不同说法，指出两种说法"不可两传"，必有一非。又借《山海经》、《淮南子》与邹衍书中关于九州之说加以比较，证明"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在《问孔》、《刺孟》等篇中，又采用以其子矛攻其之盾的矛盾比较办法，指出孔、孟言论中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一加以批驳质问。他还将历史的古今加以比较，认为今胜于古；将古今历史人物加以比较，分出高下。
    四为追根溯源法。也就是说明错误产生的原因所在。如《书虚篇》驳斥了伍子胥死后仍能"驱水为涛"的虚言后，指出河流有波涛，是因为河床浅狭，靠海的河流有波涛，是因为受潮＠的影响。《龙虚篇》在批驳了"世俗言龙神而升天"的妄言后，进一步分析指出"世俗之言，亦有缘也"，主要是因为"拘俗人之议，不能通其说。又见短书为证，故遂谓'天取龙'"。
    王充的以上考辩方法，在后来的批判史学家刘知几那里，不仅是得到了继承，而且得到了大大扩充。《史通》一书中对于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和探源法的运用，不仅十分普遍，而且异常娴熟，成为中国批判史学的基本考辩方法。
    （三）公正的评判
    在具体评价历史的时候，王充又是本着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原则的，他努力要做到的是公允、全面而不偏颇。在《论衡》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一些句子："××实也，××虚也"，"此虽奇怪，然尚可信；然……，殆虚言也"等等，这些都是一分为二的表现。比如，王充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不能只片面地看眼前的功效，以成败论英雄。在《逢遇》、《累害》等篇中，他说：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河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既然每个人的机遇不一样，有的得志，有的不得志，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根据是否当官或被重用等成败论人。"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论，又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据见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审才能也。"历史上普遍存在这么一种现象："世俗之所谓贤洁者，未必非恶；所谓邪污者，未必非善"，就是明证。在《定贤篇》中，王充更进一步指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看行动效果，还要看行为动机是否端正，也就是要"观善心"。所谓"心善，无不善也；心不善，无能善"。如果以世俗之人的考察标准，"苟见才高能茂，有成功见效，则谓之贤"，这样评价人物不是太简单化、片面化了吗？王充的这个观点对克服历史评价中的机械唯物认倾向，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王充的史学批判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感觉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许多时候未免太琐碎、繁冗。一些并不是很难辩明的事实，却连篇累牍，反反复复辩来辩去，没完没了。这一点后人已有指出，明胡应麟即说："汉王氏《论衡》，烦猥琐屑之状，溢乎楮素之间，辩乎其所弗必辩，疑乎其所弗当疑"（《少室山房笔丛》卷28《九流绪论》）。至于其它思想观点方面的缺陷，拿现代的眼光去分析，自然也存在不少。由于本文的主旨，首先是大书特书王充作为中国第一位批判史学家，所表现出来的最强烈的一面：史学批判精神。其次论及其批判的具体内容和方法等。至于其它方面，自然不必花更多的笔墨去谈及，读者明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