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战国策》自身的问题，史学界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见解。本文拟对《战国策》的记事年限和蒯通在《战国策》编定过程中的地位进行考订。这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许多学界前辈就此发表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本文就是受这些成果的启发而形成的。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一、完本《战国策》记事年代考辨
    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载蒯通劝韩信背汉自立的一段文字，也载于《战国策》一书中。这就涉及到《战国策》记事下限是止于战国末年，还是止于西汉初年了。司马贞所说是否属实？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清代学者牟庭和当代学者罗根泽先生，认为司马贞所说无可怀疑（详后）；持否定意见的人，有一个很简捷的理由--《战国策》专记战国时期的策士游说言论与活动，怎么可能载有汉初蒯通与韩信之事？更何况今日所见《战国策》中根本没有关于汉初的记载，所以，早就有人直斥《史记索隐》有误了。①
    要考订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战国策》的流传过程有个简单的了解：《战国策》在西汉后期由学者刘向最后编定成书，到唐代后期不幸严重残缺。到北宋时，经学者曾巩多方搜求，才得以基本复原，但其中仍有残缺。所以，今传本《战国策》并非完璧。那么，就不能因今本《战国策》未载汉初之事，去推断唐代之前完本《战国策》中必无汉初之事了。
    完本《战国策》今日已无法可求，其记事年限，只能依据相关的旁证材料，去进行推测了。我认为，下列三项材料，可以成为我们进行考定的有力佐证。
    1.刘向所言《战国策》记事年限的辨析
    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说："其事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②这里把这部书的记事年限写得很清楚。但有人对它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有两个问题需作说明。
    其一，关于记事上限问题。
    上引刘向《书录》中的"春秋"二字，可有两种理解：一是理解为专指《春秋》一书，二是理解为泛指一个时代。有的学者基于第一种理解，推算出从《春秋》经文终结之年（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楚汉兵兴为止，共得二百八十五年，与刘向本人所统计年数相差很多，因此认定刘向所说的《战国策》记事年限有误。③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战国策》附录中所收的刘向《书录》，则把"春秋"二字与"楚汉"同样标点为时代专有名词。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
    退而言之，即使我们可以接受把"春秋"二字理解为专指《春秋》一书，那么，刘向所说的《战国策》"继《春秋》之后"，也并非只能理解为以《春秋》终结之年为其记事起点。它也可以理解为以《春秋》终结若干年之后的某一年为记事的起点。这里不妨用一个例证来说明。
    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为起点， 他的主要助手刘恕曾当面求教为何不上继《春秋》？司马光答曰："《经》不可续也。"④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据此推论说："公本意则不敢上续《春秋》，但续《左传》而始于此。"⑤于是，同样的问题就产生了：《左传》编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即便是将附记的悼公四年（前464年）之事计算在内，那么到《通鉴》记事之始，还有长达六十年的时空间隔。而王鸣盛认为《通鉴》续《左传》的观点，在史学界并未见到有异议，可见这个"续"字，大可不必认定为只有"紧接"一义。
    同样道理，我们也大可不必认为《战国策》记事上限只有紧接《春秋》之后，才符合刘向《书录》的本意，自然也不必由此下推，以统计年数的悬殊差别而指责刘向"多误"。
    如果上述理解能够确立，不再机械地理解"续春秋之后"一语，那么刘向《书录》中所表述的《战国策》记事的起讫年代，就可以做出大致可信的考证推论。为了行文方便起见，我先提出自己的考定结果：《战国策》记事上限为周定王十四年（公元前455年），下限为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
    考定记事上限，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今本《战国策》最早的记事年限。《魏策一》中的"智伯索地于魏"章，清代学者于鬯和当代研究《战国策》的著名学者郭人民⑦，都将此章系年定为定王十四年。今本《战国策》虽有残缺，但据以考定其记事上限，自然不失为一个重要参数。二是这一年本来就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智氏与韩赵魏的矛盾由"索地"而激化，由此最终导致三家联合灭智氏而实开战国之局。编定《战国策》的刘向，既已把上继春秋时代认定为取材范围，那么，他选取这一很有戏剧色彩的重大事件为开端，不是极为得体吗？俯瞰历史长河，在此年前后的若干年内，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为脉络清楚、因果毕具、更适宜于作为划分不同历史时代的重大事变了，我们如能设身处地为刘向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开端，恐怕也会感到别无选择。
    现在的难点在于：依据笔者的考定，统计《战国策》的记事年限，合计为252年，与刘向《书录》中所说的245年有七年的差距。对此， 可有两种解释：一是认定《书录》中所说的"楚汉之起"是指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前后总计为245年，恰与刘向《书录》所述年数相符。二是本人的如下解释，这个解释的基础是我自信我对记事下限的考定是准确的，而《书录》所述的统计年数，可能在长期传抄过程之中，发生了讹误。我可以举出两个例证：
    一是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在纵横家《战国策》条，引北宋《崇文总目》节选的刘向《书录》，即作"继春秋以后，记楚汉之兴，总二百五十年事。"⑧
    二是同书同条引南宋晁公武之说，则作"上继春秋，下记楚汉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年之间。"⑨
    这两书所言"二百五十年"、"二百四五十年"，与今传本《书录》所言"二百四十五年"，各不相同。其间的差异，是由于宋人略取大数而形成，还是有传抄致误的可能性，今日已不易于断言。在传抄中数字最容易出现误差，这是不言而喻的。假若"二百五十年"之说更符合实际，那么与我的推断仅差两年。再考虑到刘向推算年数时没有标准纪年，只能按周天子或各国君主的在位年限累加而推得，与我们今日按公元纪年换算，又存在着计算方法的差异，出现几年的误差，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用笔者推断的《战国策》记事年数与今传本《书录》所述年数有七年差额为由，来否定我的考订结论，恐怕难以使人心服。
    其二，关于记事下限问题。
    刘向《书录》所说"讫楚、汉之起"，有的学者把它限定为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笔者认为它本来可以泛指秦末战乱直到楚汉战争全过程，这五年间，都符合"楚汉之起"的内函。而仔细推考，似乎应取项羽被灭亡的前一年（汉王四年，前203年）为下限，更为合理。因为项羽的灭亡与汉的统一，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契机，刘向编定《战国策》，选取此年为下限，可能性最大。
    这并非仅仅是一种合理的推测，笔者认为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春秋后语》和清代出土而被误定为伪作的《短长》残卷，都有助于论证我的推测。
    2.晋人孔衍删节改编《战国策》而成的《春秋后语》，对考订唐以前《战国策》的记事下限极为重要
    孔衍，是孔子的二十二世孙，生活在魏晋时期，仕宦于晋元帝、明帝二朝，名列《晋书·儒林传》之内。据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记载：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⑩刘知几以治史严谨而闻名，他对孔衍所撰《春秋后语》的取材范围和记事年限的记载，必无可疑。此书曾著录于《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中，后来散佚垂七八百年之久。本世纪三十年代，《春秋后语》的部分残卷，竟出人意外地在敦煌石室所出土的社会文书中被人所发现，经过罗振玉、王重民等人的跋录介绍，（11）使这部源出于《战国策》的古代典籍，重新为世人所知。王重民曾有如下结论："甲段卷端虽残阙，犹始孝公二十二年，则《史通》言'《后语》始自秦孝公'者，斯其明验矣。"（12）敦煌所出残卷，证明了刘知几说《春秋后语》记事起于秦孝公绝然无误，我们更应该相信它的下限"终于楚汉之际"也是不容置疑的了。这个下限自然应当是指项羽为汉所灭的前一年。
    如前所述，《春秋后语》是以《战国策》为底本，参照《史记》的相关文字改编而成，故其记事下限，不会超出于《战国策》原有记事范围之外。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刘知几所说的《春秋后语》"终于楚汉之际"一语，恰恰是对刘向《书录》中所说的《战国策》"讫楚汉之起"的绝好注脚。它恰恰可以印证笔者所提出的推测：刘向编定的《战国策》止于楚汉对峙的最后一年。
    而在汉王四年，从纵横之学的发展史上来看，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蒯通劝韩信背汉自立这段极为精彩的游说活动了。刘向本人又是一位对纵横之学颇为赏识的学者，由他编定的《战国策》终止于是年，假若不采用这段说辞，不是超出于常情之外了吗？因此，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所说的《战国策》中载有蒯通游说韩信之语的说法，不可贸然否定。
    3.清代编定四库全书时断为"伪作"的《短长》未必是伪作，它同样可以作为《战国策》记事直到汉初的佐证。
    在《四库全书总目》的《杂史类存目一》中，有《短长》一卷，系两江总督採进本。是书原有小引："耕于齐野者，地墳得大篆竹策一袠，曰《短长》。刘向叙《战国策》，一名《短长》。所谓《短长》者，岂战国遗《策》欤？然多载秦及汉初事，意文景之世好奇之士伪托以撰。……惟是纪事用意，笔法遒古，非作汉以下所能道只了。"《总目》的编写者判定："漆书竹简，岂能阅二千年而不毁？其伪殊不足辨也。"（13）
    近百年以来，大量先秦两汉时期的带字竹简出土，成为学界珍贵的材料，竹简确能"阅二千年而不毁"，这一点现在已是常识。《四库全书总目》编写者当年据以判定《短长》是"伪作"的证据，已不攻自破。倒是原书的小引，颇值得玩味。"地＠"而得竹策之说，虽然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却也不过是一次文物出土过程而已。发现这批竹简的人，因见有《短长》篇名，自然就联想到刘向整理《战国策》时所见到的《短长》，故《怀疑》是《战国策》的遗简。但小引的作者，囿于宋代以来形成的《战国策》专记战国策士言行的成说，对于竹简《短长》所言"多载秦及汉初事"，觉得难以解释，因此，判定它是"文景之世好奇之士伪托以撰"。但他又从简文《短长》的语意、笔法，认为"非秦汉以下所能道只字。"留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判断。其实，只要冲破成说的束缚，得知唐代以前完本《战国策》记事下限到汉初，那么，《短长》书中载秦及汉初之事，就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了，何必曲为之解？
    况且，如果清朝编定《四库全书》时所发现的《短长》真是后人伪作，也必是有一定学识者所为，受宋代以来成说的影响，他必定不会大量编撰有关秦及汉初的事，从而留下一个与传统成说不符的莫大破绽。因此，依据出土竹简而写成的《短长》残本，载有秦及汉初之事，恰可以证明，它是二千年前的真本而非伪作。小引的作者，特别是四库馆臣囿于传统偏见，而断其为"伪作"，真是史学研究的一大遗憾。《短长》不伪，则《战国策》记事下限当在汉初，又添一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