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公元前481年-公元前221年）曾被古人称为"古今-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它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之一，也是最丑恶的时代之一，它是人类最高智慧的光辉闪耀夺目时代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经济学说、自然科学理论及技术（尤其在冶炼、水利、农业、武器、战备、医学等等方面）突飞猛进、文化昌盛的光明季节，也是统治者对人民施加残暴镇压的黑暗季节，它是人类对未来满怀着美好希望，人才辈出的春天，也是二百六十年战祸连绵，千千万万人民遭到屠杀的冬天；它是国王大臣等统治阶级横征暴敛，肆意霸占一切，无恶不作，飞扬跋扈，荒淫奢侈，视人命如草芥，过着人间天堂生活的日子，也是劳动人民备受欺侮压迫，挨饿受冻，生命毫无保障，贫困到一无所有，过着人间地狱生活的日子。使人感到惊讶的是：那时代伟大的思想和美好的希望仍然鼓舞着现代中国和世界，那时代的污泥浊水至今仍未涤荡干净。
    这二百六十年真是个奇特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产物《战国策》也是先秦的奇书之一。
    《战国策》是古代按国别来排列的史料汇编中之一种。编辑了战国时期纵横家以及一般智谋之士的游说、出谋画策之辞和诡诈权变故事，也有若干重要的战国人物、史实的记载。这类书原有许多种名目和本子：《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时代有的下延到楚汉之际。西汉末年刘向（公元前79年-公元前8年）加以整理定为《战国策》三十三篇。可能刘向把下限放宽，兼收了蒯通邹阳主父偃等的材料？也可能是后人顾名思义而把战国以后的蒯通等人的材料剔出去？阙疑。
    《战国策》的"策"，据《说文》本义是赶马所用工具近似马鞭一类的东西，被借为竹片木片简册之"册"。古代的策（册）长二尺四寸（见《仪礼·聘礼》）。一百个字的材料就使用它来写（见伪孔安国《尚书·序》的疏）。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特别提到《战国策》的问题：窃疑周秦游士甚重此书。以策书之，故名曰《策》；以其札一长一短，故谓之《短长》；比尺籍短书，其简独长，故谓之《长书》《修书》。刘向以'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定其名曰《战国策》，以'策'为策谋之策，盖已非此书命名之本义"。王氏之说是正确的。"策"作为计谋来使用，已见于《吕氏春秋·简选》"此胜之一策也"。所以后代才会产生：策略、策划，国策、政策、对策、决策、划策、画策、出谋画策、计策、献策、献计献策、良策、妙策、上策中策下策、失策（比较"自以为得计"），群策群力等等。
    《战国策》在历代图书目录中，有两种安排：一种是把它放在史部杂史类，一种是放在子部的纵横家。《汉书·艺文志》在春秋家。唐代《隋书·经籍志》认为《战国策》"其属辞比事，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备而存之，谓之杂史"。五代《唐书·经籍志》、北宋《新唐书·艺文志》、南宋《通志·艺文略》、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如此。另一种安排始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历代以其记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记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纵横家"。宋元间《文献通考·经籍考》列于纵横家，元代《宋史·艺文志》、明代《百川书志》同。
    在过去，《战国策》一直是既被称赞"其文博辩，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鲍彪《战国策注·序》），又被痛加诋毁的。刘向说《战国策》的内容均非正道，但"亦可喜，均可观"（刘向《校战国策书录》）。北宋曾巩（1019-1083）痛斥战国游说之士，对于《战国策》这种充斥了邪说的书采取了"放而绝之"的态度。（曾巩《战国策目录序》）。元代吴师道评论《战国策》说："是书善恶无所是非，而作者又时出所见，不但记载之，为谈季子之金多位高则沾沾动色，语安陵嬖人之固宠则以江乙为善谋，此其最陋者"（吴师道《战国策校注》）。按，《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章，苏秦问"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答"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又《楚一》《江乙说于安陵君曰》章"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就事论事，前章的描写和后章的评论，没有多大的问题。明朝王廷相抨击《战国策》所记的是："摄权变以钩利，蓄狙诈以交外，幸近小以为得，便苟偷以为安。其心隐忍，其事欺谩，其术鄙陋委琐，畔于正道远矣！而时君暗劣，慑于祸患，一切倾心听之。由是兵戈偏于九域，生民涂其肝脑、古昔圣人休静天下之泽，斩然无存。嗟乎，世变至此极矣！"（王廷相《校战国策序》）。清朝陆陇其说："《战国策》一书，大抵皆纵横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子弟识见未定而读之，其不为之渐染者鲜矣！"（陆陇其《三鱼堂文集·〈《战国策》去毒〉跋》）。总之，《战国策》在正统思想的笼罩下，它是难以抬头的。今天，我们应该还给它一个比较切实的评价。
    《战国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各国国君与执政者，或者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以及相互倾轧的阴谋诡计等等。这些，充分反映了当时各诸侯国、各阶级阶层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所以《战国策》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资料之一。司马迁《史记》就曾采用了它。
    《战国策》大量收录纵横家搞权变谋诈的轶事与说辞，其中有真有假，有虚有实。这里面包括了后来纵横家追述前辈的游说之辞，或者假托前辈的名义而编造出一些书信与故事传说等。这些不但未必能够符合历史真实，而且所述人物和事迹本身就混乱矛盾，当然也还有若干浮夸之辞，难以置信。例如苏秦，年代弄不清楚，说辞所举历史地理情况与实际多有出入，事迹或与苏代苏厉搅在一起，《齐三》记载苏秦封武贞君，《燕一》记载苏秦封武安君……诸如此类，令人怀疑。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也指出："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现代的历史学家们爬梳史籍，又借助于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的帛书，基本上弄清了苏秦的主要情况。可见《战国策》虽有一些虚拟的东西不能信以为真，有待鉴别，但绝大部分的策文是符合史实的，不可以因噎废食。许慎《说文》，我们对它也会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但，幸亏有了它，我们才比较有些基础来认识甲骨金文。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战国策》的《中山》策文，那么1974年11月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虽被发掘出来，我们恐怕就要白手起家了。
    从史料研究的角度来看，《战国策》可利用的还很不少。例如：
    一、《战国策》确实写了人世间许多不便于说出口的卑鄙肮脏的事情，尤其是诸侯国政治舞台上面的丑恶现象，极其不堪入目。却写得那么逼真，洗炼，甚至使人惊心动魄，看穿了这一群衣冠禽兽，这引起了人们的愤慨。但卫道之士却抨击此书"坏人心术"，犹如攻击《水浒》《红楼梦》等诲盗诲淫一样。试想如果没有《战国策》这样比较集中描述的翔实史料合盘托出当时的历史，我们对于伟大诗人屈原的激愤，对于先秦诸子光辉思想的产生，虽能理解但体会不会这么切实深刻。
    二、《战国策》中写了几个太后：《齐四》有赵威后，《齐六》有君王后，《赵四》有赵太后（是否与赵威后为一人，有争议），《秦二》《韩二》有秦宣太后。每个人都活跃于纸上，确是一国之尊。赵威后和君王后的见识魄力远胜男子，却没有受到应得的赞扬。赵太后大权在手，如果不识大体顾大局，触詟虽有三寸不烂之舌，亦无可奈何。可是一说起此事，便把触詟捧了又捧，夸了又夸，把赵太后降为昏庸老太太；一说到唐太宗发怒而终于纳谏，却不住地称赞唐太宗，为何独薄于女而偏厚于男？秦宣太后是最倒霉的，两件事情都被人们用后代压迫束缚女子的眼光讥笑得极为不堪。殊不知战国距离古代母系社会时期毕竟比宋元近一些，战国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可能比后代略胜一筹，对于男女间的禁忌也略少一些。《战国策》所写秦宣太后的骄横与坦率在当时是不大忌讳的。战国时期这几个掌权的太后也正是汉吕后和唐朝武则天的先导。
    三、战国二百六十年间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很尖锐的。除了战争之外，还有外交战线的斗智。《战国策》保留了这方面史料很多，有许多是非常精彩的。例如《齐一》里面有《邯郸之难》《南梁之难》两章，齐国君臣商讨对于前来请求援助的赵与韩如何应付，救与不救，救则须讲求策略，救的目的是什么，救到什么程度，何时救，如何救，如何出兵，走的路线及攻击点，如何等待时机，如何作战等等，非常细致周密。又如东周西周宋卫中山诸策所载小国如何与强国周旋，不但自保平安，有时还敢从大国方面捞到便宜。这些很能给弱小国家增长志气。西汉刘向《校战国策书录》所说的"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主要就是诸侯国的外交策略问题。宋代以来，提到《战国策》就把智谋一概骂倒，都算谲诈，这未免太过份了，似宜区别对待。外交策略上面的智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怎么能够痛诋之为诡计呢？而上文所引王廷相的话"蓄狙诈以交外"，恰好正是这种论调。孙武及孙膑的兵法，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不但用于军事，而且用于其它方面，例如企业管理，人人尽知为中国光辉的文化遗产，人人尽知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之愚蠢可笑。为什么？因为战略战术的得失能够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那么，《战国策》这些讨论外交策略的史料在今天恐怕仍有可以总结，可以借鉴，可以启发思考的地方吧。
    从刘向起，历代有识之士都欣赏《战国策》的文采。就是在今天，若干选篇，例如《触詟说赵太后》《邹忌讽齐王纳谏》《冯谖客孟尝君》《鲁仲连义不帝秦》《庄辛说楚襄王》等等也早已广泛流传鉴赏，还进入学校的课堂。至于把《战国策》的许多故事改写为儿童读物，收入成语典故的各种工具书，影响深远，更不必说。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虽然《战国策》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篇章也参差不齐，而在总体上，文章的思路宽广活泼，细致周密，逻辑性较强，针对性更强，犹如磁铁，吸住对方不放，以言辞打动对方，使对方听信。古希腊罗马讲究在公共场所演讲抓住听众的艺术，古代中国，在《尚书》里面留下一些演讲的篇章，数量不多，中国讲究的是使用对话形式的游说的艺术。这在周朝的历史文献中已经显示出来，著名人物，尤其是先秦诸子，无一不是能说会道的，或成本大套，或零金碎玉，精辟深刻，引人入胜。《战国策》所记的纵横家游说之士也是如此，差异只在于思想内容往往品格不高而已。由于战乱连绵，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再也不是《左传》《国语》那种温文儒雅，含蓄悠闲的风格，而是简捷爽朗，口语化的，带有煽惑意图的说辞。通常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即使迂回宛转，用意仍是吸引对方，使自己的游说成功。许多优秀篇章，叙事生动形象，文字简练，篇幅不长，却是结构谨严完整，寓意深刻又富于情趣的故事。注重文采，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各人有各自的鲜明性格。在典型环境中，人物的处境、身份、性格特点、活动意图、言行等等都腾跃于纸上。人物写活了，至于善恶美丑，是非得失，功过成败，都留与后人评说去吧。游说之辞则铺张扬厉，洋洋洒洒，犹如不押韵的楚辞汉赋。历史叙事则惜墨如金，点到即止，确是史家笔法，绝不拖泥带水。《战国策》与先秦诸子一样，善用比喻、夸张、排比、骈偶等等修辞手法。常借助于故事寓言来映衬话题，而它们早已成为童叟皆知的谈助，如：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画蛇添足、惊弓之鸟、鹬蚌相争、南辕北辙等。今日俯拾皆是的精炼的词语，许多也出于《战国策》，如：争论，满意，中立，虚名；四分五裂，百发百中，趾高气扬，前功尽弃等。《战国策》引用了一些战国人物的警句，《战国策》自身也有一些至理名言，例如："事有必至，理有必然"。"故老子曰：'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可见《战国策》里并非满纸尽是自私自利。
    《战国策》的语言艺术之中，有一件希奇而又被人们忽略了的创造，借用今日曲艺表演的说法，叫它"一赶二"。《中山》策的《中山与燕赵为王》章，张登与蓝诸君的对话既是二人问答，又让蓝诸君扮演齐王来听张登的说辞。非常活泼，又比较复杂。话里套着话，现代标点必须使用到第三层的引号。本书《燕二》的《苏代为奉阳君》章也是如此。这在别的书里却是罕见。远在两千二百多年前有这样的文章，确实是难得。在古典戏曲中偶一为之，不易精彩。京剧老戏《开山府》（亦名《打严嵩》）为著名演员马连良裘盛戎珠联璧合的拿手好戏而后继乏人，这出戏的语言艺术采用类似《战国策》这个手法而又更加扩展，而且在戏里同一套对话能够连着表演三次（其它的戏多为两次），台词照旧而表演效果越来越精彩，成为京剧独放异彩的一绝。而这手法的嫩芽却保留在《战国策》之中。
    《战国策》对于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楚汉之际有蒯通，西汉初年有邹阳主父偃等，虽然擅长纵横之术，无所用之。天下已归一统，游说雄辩主要是采用策论及奏议疏表之类的形式，上奏皇帝。于是贾谊晁错等应运而生，其文采直承纵横家，而思想与品质迥乎不同于游说之士。汉赋之铺陈夸饰，固然出于屈宋，也带有游说的色彩。司马迁《刺客列传》记荆轲事迹，笔锋饱含感情，为名家名篇之一。后人去其首尾，补入《战国策·燕三》，竟然水乳交融。再晚的文学家继承古典散文传统，显然受了《战国策》较大影响的，北宋有苏氏父子，南宋有陈亮（陈亮还受到贾谊的濡染）。尤其是苏轼，若干篇散文雄辩滔滔，锋芒毕露，既有纵横家的声势，也有《孟子》"吾岂好辩"的影响。后人所辑《东坡志林》的史论，既有较高的见解，又有敏锐洗炼的文笔，潇洒豁达，也显示出他把《战国策》升华了之后的神采。
    把《战国策》作为战国重要史料，作为中国文学名著，在今天是没有人再反对了。可是这部书的价值到底如何？
    刘向是儒家的忠实信奉者，他编写《列女传》所用的精力，所表现的热忱，远远超过他为《战国策》所付出的。他从圣贤"教化"的标准出发，否定了《战国策》而肯定了《列女传》，因为《战国策》是不可以临"教化"的（刘向《校战国策书录》）。曾巩整理几乎散失的《战国策》，目的是"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曾巩《战国策目录序》）。刘向曾巩这种做法恰恰反映了历代士大夫的矛盾心理状态，对于《战国策》既欣赏其文采，又害怕这一"邪说"，既想扑灭这非正道的野火，又知道这书是毁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