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暴露诸候国的统治者之昏庸愚昧，荒淫无耻，残忍暴虐，骄横自负，种种丑恶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国王太后中的比较英明者只是凤毛麟角。诸候的后妃男宠亲戚佞信大臣豪门，相互倾轧，不择手段，钩心斗角，你死我活，种种丑恶比比皆是。这些事例在《战国策》中是不胜枚举的。每个诸候国里，上上下下，一片黑暗污秽不堪。《战国策》还揭露当时社会的庸俗心理，羡慕权势地位荣华富贵，借苏秦与嫂之问答，慨叹世态炎凉。也描写了若干事例，为了钱，什么伤天害理出卖国家的事都干得出来，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秦用金钱买动赵王的宠臣做内奸使赵王杀死李牧以亡赵国的事（《赵三》之《秦使王翦攻赵》章与《秦五》之《文信候出走》章，后者写得极为冷酷）。商人吕不韦认为：耕田获利不过十倍，贩卖珠宝获利百倍，"定主立国"这宗买卖所获之利是无法计算的。吕不韦就做这笔大生意而获无穷之利（《秦五》的《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章）。当然，在战国人欲横流时期也有逆潮流而动者，例如鲁仲连就认为"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战国策》着实用力宣传"士"之可贵，也描写了若干个"士"的骨头是硬的，品德是高的。游说之士多次指斥国王的儿子、亲戚、男宠、亲信等人"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连赵威后也认识到"民"（那时的涵义与今天有区别）的重要地位。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战国策》所反映出来的当时社会情况和思想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这部书能够把这样复杂的历史事实记载得清清楚楚，活灵活现，它的价值当然很高，不容怀疑。过去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把《战国策》骂倒，并不是不知道《战国策》里也有类似儒家"士不可不弘毅""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但仍然要骂倒《战国策》，因为《战国策》所揭露的统治阶级的丑恶现象太多也太深刻了。因而一面骂它另一面又欣赏它。这是很奇特的。近代曾有人说《战国策》"大半是小说"。中国文学史上曾有清末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算《战国策》是小说吧，所写的场面之大，格局之复杂，笔墨之生动活泼、简练，深刻，非谴责小说所能望其项背。所以《战国策》这书，无论把它当做战国历史的重要材料来看，或是把它当做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来看，它都是当之无愧的。
    《战国策》的流传也曾遭厄运。
    刘向在皇宫里的书库看到战国时期到楚汉之际纵横家书若干种编本，认为它们"错乱相糅莒"，于是综合各本，编为三十三篇，分别归到十二国；每国之中的材料又"略以时次之"；校定文字脱误，把这个新编本定名为《战国策》。这就是最早的定本。
    由于这些材料错乱复杂，刘向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仍然不免有疏忽的地方。例如《韩一》里《王曰向也子曰天下无道》《或谓魏王》《观鞅谓春申君》三章均应归到《楚策》。还有一些篇章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字名互有详略，这可能是刘向兼收并蓄的结果，也许是刘向校录《战国策》时所谓"去复重"的工作搞得不够彻底。此外，纵横家搞权变谋诈的轶事与说辞，其中有真有假，有虚有实。刘向去战国不算太远，或许了解得更多一些。可惜他不以为怪，未置一辞。当然，从具体工作来讲，刘向确实很不容易，例如《赵二》所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辩论言辞，有许多就与《商君书·更法》相同或近似；《秦一》的《张仪说秦王》章与《韩非子·初见秦》基本上一样。《战国策》保存下来，有助于今日研究。
    《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收录《战国策》三十三篇，就是刘向校录编定的本子。
    东汉末年，延笃（？-167）字叔坚，给《战国策》作注释，还写了一卷评论，均已亡佚。南宋姚宏《战国策续注》引用过。
    东汉末年，高诱（生卒年未详）在给《吕氏春秋》《淮南子》作注释之外，也注过《战国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刘向校录和高诱注释的《战国策》就散失了。
    在刘向编辑《战国策》所淘汰的当时流传的战国纵横家书若干种的若干篇章，后代曾有人引用，刘向定本《战国策》曾经散失，后代也有人引用。因此徐广、司马贞注《史记》，李善注《昭明文选》，还有一些"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及其它书籍所引用的《战国策》，或与今日流传的本子字句有差异，或为今本所无。清代王仁俊曾辑录《战国策佚文》一卷，收入所辑《经籍佚文》之中。诸祖耿于1940年修订旧作成《战国策逸文考》（收入所著《战国策集注汇考》1985年）辑得逸文七十二条，又附一条，论证甚详。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其中有十六章全然不见于今传本《战国策》。
    《战国策》在《隋书·经籍志》及以后的正史与私家书目中均著录，但篇数有出入。可以看出原书已有散失。据《崇文总目》所载，正文原三十三篇那时已缺少了十一篇，高诱注原二十篇那时只剩下八篇。
    经过北宋曾巩的努力搜求，才得恢复到刘向三十三篇的数目，恐怕不见得能够搜求到已遗失的十一篇全部。显而易见的便是《燕三》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是后人在《战国策》残缺之后，抄《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来补的。曾巩搜求高诱注得到十篇，即第二至四，第六至十，第三十二、三十三卷的注释。
    曾巩所编的本子比较完备流传下来。
    在北宋时还有：集贤院本、刘敞（字原父）本、钱藻本、（苏）东坡本、苏颂（字子容）本、李格（字文叔）本、孙朴（字元忠）本、孙固本、孙觉本等。这些本子以及后来的晁以道本等早已亡佚，只知道曾本、钱本、刘本、集（贤院）本的文字互有异同，刘本缺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卷、钱本缺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卷，集贤院本第二十一卷与众完全不同，东坡本与曾本基本相同。
    南宋初年，《战国策》有一些刻本，都不甚精。绍兴十六年（1147年）浙江剡川人姚宏访求善本加以校定，重刻《战国策》。这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刊本。它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匡字、宋钦宗赵桓的桓字、宋高宗赵构的构字、孔丘的丘字，确为宋高宗时的刊本。这书的骑缝处都刻上工匠的姓名，这是记载古代木刻艺术家的资料。
    姚宏还把佚缺高诱注的二十三篇，即第一、第五、第十一至第三十一，重新做了补注，在注文的前面加个"续"或"续云"以示区别于高诱旧注。姚宏又校勘曾、刘、钱、集、东坡等本的文字差异做了一些校记。可见姚宏比较严谨。但是明朝毛晋汲古阁翻刻姚本，竟然在每卷开头都题"高诱注"，这样一来就混淆了高诱注与姚宏补注，会使读者搞错，这是很不严肃的。
    一年之后，南宋鲍彪刊出他的《战国策注》十卷，调整策文次序，并改定本文，或改字，或增或删。
    两宋各家的本子有共同的一点，即用力于校勘《战国策》各种抄本刻本，而罗列其文字异同，以供采择，不加按断。姚宏则已开始注意到运用《史记》等书与《战国策》作比较，而且提到遗佚的策文问题。同乡会稽姚宽也注意到这些方面。
    元朝至正乙巳（1365年）吴师道刊《战国策校注》十卷，重校此书，补正鲍彪注本。吴已认真地利用《史记》等书来研究《战国策》，他不赞成鲍彪的擅自增删改动。
    清朝嘉庆八年癸亥（1803年），江苏吴县黄丕烈根据姚宏本重刻，并写了《战国策札记》三卷，详列鲍彪本、吴师道补正本之异同，参考《史记》等书，以校订姚本本文，加以判断。还采录了同时代的段玉裁、顾广圻等人的某些说法。
    王念孙（1744年-1832年）参考与《战国策》有关的资料，运用古文字音韵训诂知识，加以校勘，撰《战国策杂志》三卷，收在他的《读书杂志》中。对于今本《战国策》文字讹误之处多所匡正。精到之处，超过前人。例如"詟"字，罕见，不知其正确音读，也不知其来历。只因《战国策·赵四》用了它，没有人提过疑问。王念孙指出它是"龙言"两个字误写到一起。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出土，证明王念孙的判断正确。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勘别的古籍也往往引用《战国策》而一同校正，这也附带解决了《战国策》文字讹误的问题。
    《战国策》有不少地方历来难读。
    它的难读，有时是由于我们对于当时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等情况不够熟悉，对于古代汉语的语言结构某些方面未能掌握，还可能有其它原因。例如把《战国策》里的古国名东周西周误解为通常用的历史朝代名，又如"乃效煮枣"，效是奉献，煮枣足魏国古邑名，魏国还有个地名叫酸枣。
    《战国策》难读，更主要的原因是此书曾经散失，历代传抄刊刻往往出错。
    或者写错了字，旧称"讹""误"。或者抄漏了字，旧称"缺""脱文"；有时像是文章的省略，其实是抄漏掉若干字。或者抄写颠倒了字，旧称"误倒"。或者抄写误增而重复了字甚至多出了不相干的字，旧称"衍文""衍"。或者出现"错简"，古代抄书用竹简，竹简每简写若干字，竹简必须按次序编捆在一起，不能散乱。否则这篇文章就会有若干字的"缺""脱""衍"和前言不搭后语的现象。
    黄丕烈《战国策札记》指出《战国策》上述的在文字上的讹误有一千几百条，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定《战国策》文字讹误的论证就有三卷，还不包括王氏校定别的古籍文字讹误而涉及《战国策》的部分。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的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不但提供了战国的久已失传的一些史实，也为校勘今本《战国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战国策》本文讹误脱衍等等需要校勘补正之处如此之多，所以此书历来难读。汉朝刘向早就说它"错乱相杂莒"。北宋李格说它"舛错不可疾读"。曾巩说它难读，因而他曾"正其谬误而疑其不可考者"。孙朴说"此书舛误特多，率一步再三读，略以意属之而已"。南宋姚宏说它"舛误尤不可读"。姚宏给它作注，遇到实在无法下笔时只好说，这里"盖讹谬，当用《史记》全篇观之"。元朝吴师道说："此章多难通，此类尤难知。""语不可晓，有缺误。""语不可解，疑有舛误。""未详。"清朝黄丕烈也常说："此策文有误字"。
    不但《战国策》正文如此，就是汉朝高诱注、南宋姚宏续注、清朝黄丕烈《札记》，也有文字讹误和费解的地方，未经校正。注家还有一些过于求简的省略说法，例如"韩炉炭"，意思是说：这两个字在《韩非子》里面写作"炉炭"。
    可见，旧时注释本的《战国策》确实不易读。
    近百年来，历史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人才辈出。考古发掘亦多所发现，《战国策》之研究整理就走上了新阶段。这方面的进展，这里从略。
    可以预见，《战国策》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呈现其特殊光彩。
    我们搞这本笺注的念头，开始于1974年。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学小组全体教师和1972级语言组学生就重刊床本《战国策》原书进行标点，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影印刊行。我承乏其间，写了一篇说明，发表在《语言研究论丛》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当时我们在标点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例如：《楚四》的《天下合从》章谈到惊弓之鸟，"然则射可至此乎"出现两次，我们给第一次的这句话加疑问号，表示魏王不信。给第二次的这句话加感叹号，表示魏王惊奇赞赏。又如《秦三》的《范睢至》章，我们体会范睢是"远交近攻"策略的首创者，绝不会对近邻妥协，所以标点为："卑辞重币以市之？不可；削地以赂之？不可；举兵而伐之！"两个问号表示思考，两个分号（不用句号）表示语气紧迫，感叹号表示神情慷慨，坚决不允许多变的近邻魏国张牙舞爪。这样回答秦王，才能打动秦王。我们现在这部笺注对于正文的标点，就是在1974年打定基础的。
    关于注释古籍，我自己是比较谨慎的。读《战国策》虽也有一些体会，还很肤浅，拿不出手。若干年后，酝酿成熟，再以札记形式向专家求教吧。目前只是随时提醒自己以下几件事：
    第一，利用上古音韵关系来处理音义通转，不可不慎！
    例如《楚四》的《虞卿谓春申君》章有"于安思危"。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三章、《逸周书·程典》《吕氏春秋·慎大》又《直谏》均用"于安思危"。《左传·襄公十一年》用"居安思危"。如果说"于安思危""居安思危"意思基本上一样，可以。说"于安"是介宾结构，"居安"是动宾结构；说介词多由动词虚化而来，说"居安"是居于安……都可以。但无论如何，不论从语音、词义、语法哪一方面看，"于""居"是有区别的。人的语言表达同一思想、同一事物、同一行动，可以使用多种表达方式多种结构，不必强求只能使用一种。如果以"于""居"的上古音韵关系比较密切，"于"就是"居"，这就不妥。
    第二，虚词所起的作用十分细致微妙，务必认真分析掂量。不宜只凭借上下文，就主观判断"甲即乙""甲若乙"。
    例如《楚一》的《张仪相秦》章：陈轸夏人也，习于三晋之事，故逐之，则楚无谋臣矣。今君能用楚之众，故亦逐之，则楚众不用矣。"这里面的两个"故"，都是说因此之故，所以。文字本来是通畅的。汉语的特点之一是人们所谓"意合法"，不必尽用虚词，借助于文章各句中的结构，分句的先后次序等等手段，达到使读者理解。因此这里实际上给读者理解到的是："如果因为这种原故所以"，但这"如果"是不出现的。倘若不这样去理解，而认为"故"犹"若"也，这是不妥的。
    第三，文艺性的笔墨，重在生动简练，有时闪转腾挪，避免平铺直叙。与训诂考证之文有所不同。
    例如《东周》的《温人之周》章，同时有几种本子："周不纳，问曰'客邪？'对曰'主人也'"。此本最通顺。还有"周不纳，客即对曰'主人也'"及"周不纳，对曰'主人也'"和"周不纳，即对曰'主人也'"等其他抄本之差异。争论其是非，太过则如同焚琴煮鹤了。
    我们这部笺注的做法，见于本书《凡例》，这里不赘述。
    我们才学有限，《战国策》也确实难读，只有借重前人与时贤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择善而从。原著具在，不烦详细征引，概括诸说，力求简明扼要。一得之见，则在于取舍之间。偶有体会，不敢自以为是，敬求教于专家！限于篇幅，不能详细串通。一俟笺注问世，得到批评指教，纠正错误与缺点，我们将着手修订《战国策》的今译，以方便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