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蒯通在《战国策》编定过程中的地位考辨
    纵横之学，崛起并鼎盛于战国中后期，这主要是由于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时局刺激所致。当时许多活跃在各国之间的"策士"，为了提高游说效果，而需要不断学习游说技能，因此，收集或仿作某些纵横名士的游说之辞，就成了一时风尚。此风之盛，以至于出现了仿作膺品压倒了"正宗真货"的奇特现象。这在纵横家的两个代表人物--张仪和苏秦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司马迁写《史记》，本来立意要为张、苏二人留下信史，不料他在二人传记中精选采用的所谓张、苏游说之辞，全是出于后人伪造。刘向编定的《战国策》，所收录的张、苏长篇游说之辞，业已被证明全是膺作。二位博学君子都无一幸免地被愚弄，足以说明当时仿作膺品之多及其质量之精。
    还可以举出一个特殊的事例：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本来是极端蔑视并主张禁绝纵横之学的，但为了以自己的学说耸动人主，他写了一篇《说难》的论文，专门探讨游说君主的语言技巧，并提出了"避逆鳞"之说。其实，这正是纵横家所常用的迂回侧击、循循善诱、导人就范的方法，纵横家许多成功的游说活动，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避逆鳞"的原则。二者的区别在于，纵横家是在反复的模仿和尝试中，自然地选择了这一方法，而韩非则以思想家的睿智，自觉地阐发了这一方法。韩非入秦而有"存韩"之说，其实就是一篇连横游说之辞。此外，他的作品《说林》、《内储说》、《外储说》等，实际上都是游说材料的分类汇编。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主张禁绝纵横之学最激烈的韩非，也可以被视为潜在的纵横家了。战国时期真是纵横家的世界！
    战国时代许多人都在收集甚至于仿作纵横名士的言论，实际上就是《战国策》编辑过程的开始。它是自发地形成起来的，当然也就不可能的"定本"。
    西汉时期，纵横之学一度劫后复苏，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舞台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14）杰出的纵横家蒯通，就活动于西汉纵横家最为得意的那段时间内。蒯通是否参预了《战国策》的编写？这是一个值得考索的问题。
    清代学者牟庭最早明确提出了蒯通作《战国策》之说。在清代精研经史的学者中，牟庭称得上是一位思想活跃、时出新说的人物。他的代表作《同文尚书》，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他在《战国策考》一文中，广泛收集了《史记》、《汉书》中有关蒯通研习纵横之术的材料，特别指出："《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蒯通以相人说韩信，而《索隐》以为《汉书》及《战国策》皆有此文；是则唐时《战国策》尚有蒯通说信之说，唐以后人始删去之也。……《战国策》即蒯通所作八十一首甚明！"（15）牟庭此论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但因他的作品长期未曾刊印，知者甚少。
    本世纪三十年代，"古史辨学派"崛起于史坛。作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罗根泽先生，发表了两篇考订《战国策》作者的文章，（16）他在并不知道牟庭之说的前提下，经过自己的苦心钻研，提出了与牟庭完全相同的结论，只是论证更为充分。两文发表的过程之中，还得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等人的首肯，一时之间，影响很大。
    但近几十年来，这种影响渐趋衰微，甚至可以说是"消声匿迹"了。我在研究纵横家的有关问题时，接触到一些材料，经反复推敲之后，形成了如下观点：其一，牟庭和罗根泽这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学者，在各自独立研究的基础上，都提出了蒯通是《战国策》一书最早的编者，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了。如果说，这是一种"巧合"，那么造成这一"巧合"的原因就很有探讨的价值。其二，牟、罗之说近来被人们所淡忘，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人们囿于成见，认为牟、罗立论基石--《战国策》载有汉初蒯通、韩信之事，不足凭信；二是牟、罗之说中确有某些应加修改之处，否则难以令人接受。对于前一个问题，经过本文的第一个考订，可以说已基本解决。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不避浅陋，愿意对牟、罗之说作出下列两项修正。
    1.蒯通是《战国策》编定过程中的重要中介人，而不是"作始"者
    在战国至汉初，曾流传着许多可视为《战国策》前身的纵横家作品选辑本，蒯通只是众多流行"版本"中的编辑之一，而不是第一个编纂者。我们只要注意到刘向校定《战国策》时，就见到了六个不同名目的"版本"，刘向曾对其中的重复做了删除，就可断言这些底本决不是经过同一人进行系统编纂的。特别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性质完全与《战国策》相同，其编定年代已考定为秦汉之际，（17）与蒯通属于同一年代。从其内容来看，与《战国策》相重复者并不多，它是司马迁与刘向均未见到的较早的一部纵横家材料选编。这更可说明类似于《战国策》的书，在当时是很多的。
    把蒯通是《战国策》的"作始"者的说法，改定为"中介人"，并不意味着降低了蒯通在编定过程中的地位。我们在上面的考订中，推断经刘向编定、流传到唐代的完本《战国策》，记事下限当在楚汉之际的公元前203年， 并且含有蒯通劝韩信背汉的游说辞，正足以说明，经过蒯通编定的记录纵横家言行的某个"版本"，肯定被刘向作为校书的主要依据而采用。
    蒯通所编定的本子，流入皇室藏书之中，从情理推断是完全可能的。其一，蒯通在韩信被杀后，曾在时任齐相的曹参家中以"善辩"而为上宾；曹参在楚汉之争中曾长期在韩信指挥下作战。这二人以宾主相处，追忆到同在韩信麾下的往事，本在情理之中。蒯通把游说韩信的言辞整理成书，并附录于自己收集整理的战国策士游说选本之中，使自己游说生涯的得意之笔与古人名言相辉映，这也完全符合蒯通作为一个纵横策士的心态。及至曹参入朝为相，携带蒯通所编定的书进京，并进而使它流入皇家秘藏之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其二，汉武帝时曾有大规模访求遗书之举，蒯通之作或许在此次进入中秘。不论经过何种方式，载有蒯通游说之辞的纵横家选本，最终流入皇家藏书之中，并为司马迁所见，当无可疑。《史记》所记汉初游说之辞诚然很多，但所记蒯通之语最为层次分明、个性明显、内容丰富，当不是出自于太史公的托造之语，而是摘抄了蒯通的原作。自信这一推论大致不误。
    2.见于《史记》、《汉书》明确记载的蒯通作品，即《蒯子》五篇、（18）《雋永》（19）和"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20）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刘向编定的《战国策》的关系，在发现新的可作佐证材料之前，只可存疑。牟、罗二先生的有关结论，似乎稍嫌操之过急。
    三、简短的结论
    1.刘向《书录》所载《战国策》记事起讫年代，可考定为公元前455年--前203年，但其统计年数可能有讹误。全面考索《书录》、《史通》以及清初出土所见《短长》残本、敦煌出土《春秋后语》残本，可以推测出唐代以前的《战国策》记事下限止于汉初；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中所说的《战国策》载有蒯通说韩信之辞，必非讹误。
    2.《战国策》的编定自身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汉初蒯通完全可能做过编辑整理纵横游说之辞的工作，并杂入了自己劝韩信背汉自立的文字；西汉末年刘向典校群书时，在皇家所藏图书中看到的记载纵横家言行的六种书籍中，当有蒯通的作品；由考析所得《战国策》的记事下限止于蒯通来看，刘向曾把蒯通的作品作为校书的主要依据之一。因此，蒯通是编定《战国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蒯通的作品及其与《战国策》之间的关系，还只可存疑而难以指实。
    附加一句赘语：我虽然对牟、罗二位先生的结论进行了修正，但是，他们揭示了蒯通与《战国策》编纂的关系，实际上对《战国策》记事下限问题已有了推测。特别是罗先生的考订文章，把自己的独特见解广泛地传播开来，其真见卓识与深远影响是不应抹煞的。后辈学子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偶有所见，也是得益于前人的毕路蓝缕之功。
    注释：
    ①［日］陇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淮阴侯列传》引张照之说。
    ②上海古籍出版社《战国策》附录，第1195页。
    ③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附录《战国策考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版，第1797页。该文所统计的年数明显有误，引文姑仍其旧。（以下凡转引自该书的材料，简作：诸著《考·录》××页。）
    ④《通鉴外纪·后序》
    ⑤王鸣盛：《蛾术篇》卷十一，"通鉴续左传"条。
    ⑥于鬯：《战国策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战国策》附录，第1221页。
    ⑦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版，第436页。
    ⑧⑨《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二，中华书局版，第1742页。
    ⑩《史通》卷一《六家》。
    （11）详见罗振玉、王重民的三篇跋和叙录。转引自诸著《考·录》第1834～1839页。
    （12）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转引自诸著《考·录》第1838页。
    （1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二《史部八·杂史类存目一》，中华书局版，第468页。
    （14）参见本人与杨贤军合写的论文《西汉纵横家探论》，载《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5）钞本《雪泥书屋杂志》卷之二。转引自诸著《考·录》第1823页。
    （16）参看《古史辨》第四册，第229、696页。
    （17）文物出版社《战国纵横家书》附录杨宽先生的论文，第158页。
    （18）《汉书·艺文志》。
    （19）《汉书·蒯通传》。
    （20）《史记·田儋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