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阿拉伯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简史》在《序言》中特别提到了中世纪阿拉伯经济思想的西传。阿拉伯经济思想西传的主要渠道是商旅、教旅、政旅的传播，翻译运动及十字军东征等。西传的典型表现，是对欧洲经院派代表人物圣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影响。法国经济史学家亨利·皮雷诺（1862-1935）认为，古代欧洲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主要是由于欧洲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接触而引起的，这一观点被称为“皮雷诺观点”。关于阿拉伯经济思想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简史》引用了经济史上的一桩争论的公案来说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提出了一个影响极大的论点：经济分析只是从希腊人开始，此后，直到欧洲经院学派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世界上才有经济思想的重现，这中间没有经济思想。这个被称为“中世纪经济思想大空白”的论点，在学术界引起强烈争议，对此，《简史》指出：“断言欧洲‘大空白’，即断言世界‘大空白’，肯定是武断的结论。经过研究，阿拉伯经济思想终于被寻觅出来。至少可以说，在阿拉伯世界，并不象熊彼特所说的经济思想处于‘大空白’状态。因此，这个补充，不只是对阿拉伯国家史，而且对世界经济史也是有启发意义的”（《序言》第11-12页）。
    《简史》对阿拉伯帝国与中国唐朝的交往论述较多。指出研究这一交往首先要考虑的是国际关系中的秩序问题，即“穆斯林秩序”和“华夷秩序”。这两种秩序既是政治体系，又是文明体系，都是各自文化理念和原则的表现。这种交往关系即表现为文明共处，又表现为复杂的冲突。《简史》认为“穆斯林秩序”的三大基本要素即阿拉伯性、伊斯兰性和世界性，决定了它与“华夷秩序”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矛盾性。
    《简史》还从历史交往的角度，对中东和平进程给予了新的解说，它认为，中东和平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正如大规模的战争不会立刻爆发一样。“根据历史的经验，中东和平是一个逐步追求的目标，进程本身比最终目标更为现实。阿以和平进程可以说是当代历史交往中最为漫长和复杂的典型案例之一。它既涉及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又涉及到巴、以、美各方的利益、意愿、信任以及内部各方和外部干预的力度。因而，在各方和解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协议和备忘录的签署并不能说明和平可以短期实现。中东和平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从历史交往的长河中估量它发展的阶段性”（第522-523页）。
    （三）以文明交往论为基础探索学科建设的新思路
    作为一部地区国家专史，《简史》的可贵之处，还表现于尽力关注学科建设问题。《简史》认为，阿拉伯史研究，应当树立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在治学上应该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和未来，用更多的历史感和科学理性观照现实和未来。历史交往的广泛性，决定了阿拉伯史研究要体现出“综合性”特性，具体说来，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族、文化、思想、军事、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需要综合；在综合中又需要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军事学和国际关系等多种理论与方法的分析”（《序言》第4页）。 综合性研究的重要之处，在于唯物而辩证地掌握一与多、分与合、纵与横、冲突与融汇之间的内外联系，在于从具体到整体、又从整体到具体的视角上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具体到阿拉伯史的研究，《简史》提出了以下论点：
    第一，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研究阿拉伯地区的内外联系，即外究它同全球和中东的联系，内通阿拉伯国家由古及今的变化，才能找出其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第二，用伊斯兰教、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国家这三个大、中、小同心圆的演变来理解阿拉伯世界的发展线索；第三，综合地理解阿拉伯地区，至少需要理解三个综合性的要素--结构、历史、比较。着重从内部来认识阿拉伯社会和历史，这是当前阿拉伯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总而言之，只有在上述思路下，进行多方位、多层面、多手段的研究，才能从历史交往的新视角观看阿拉伯世界，又从阿拉伯世界这一典型个案中来透视、丰富文明交往论的新内容。
    《简史》还以阿拉伯地区为例，从理论层面上总结了世界地区国家史研究应该理顺的三种主要关系：第一，国别、地区和世界史研究的关系，这是个别与整体、分工与合作的相辅相成的三个研究领域。第二，地区国家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第三，大课题研究与综合性理论的关系，即理论与史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