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商鞅"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成大功者不谋于众"（17）的愚民政策，更助长了秦统治者看不起民众，自以为是的心理；君主军事专制政权随着秦的强盛而迅速巩固，君主的权利无限膨胀；秦人尚功利、轻道德的价值观随着对外战争的扩大而进一步增长。这些因素都在将来极大地影响了秦始皇的性格和治国政策。
    吕不韦一批思想家眼界比较深远，看到尽管法家的耕战政策在战争年代有利于军事上的征服，但严刑峻法、高压诡诈手段只可用于一时，在和平时期则未必能长久奏效。儒家与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传统有着更深厚的现实联系，它不是一时崛起的纯理论设想，而是以在中原具有极为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其深厚根基，从而能在以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因而，《吕氏春秋》抓住儒家作为在长期的分裂之后重归统一的大帝国的主导思想，正是看到了儒家在广大社会成员中的巨大感召力量，和它对维护社会安定与持久所起的巨大凝聚力量。
    但是，要在一个法家影响根深蒂固，法家的实践不断成功而其负面作用尚未表现出来的秦国倡导儒学，这无疑是一场超前的思想革命。
    如同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一样，秦统治者也对诸子学说采取顺我者取，逆我者弃的态度。秦人自古好战；秦自孝公以来一直雄心勃勃地扩张领土、早就存并吞六国之心；秦的思想界比较单纯（几于贫乏）；秦立国既晚，没有言必称尧舜的文化负担。《吕氏春秋》主张用战争建立帝业，搞中央集权，要求统一思想，不尚古而法今，因时变化，这些都和秦始皇的要求以及秦人的传统相一致，便被秦始皇接受了。五德运转只讲灾异，祥瑞，不涉及以德配天的问题，正符合秦人好巫的口味，也被秦始皇采用了。
    而前举《吕氏春秋》和秦始皇诸多的政见分歧，不仅仅是吕不韦与秦始皇个人之间的分歧，而且是儒学与秦文化传统的分歧。儒学的根基是在中原传之久远的宗法制。宗法制体现在家族关系上便是祖先崇拜，所崇拜的宗族祖先成为本宗族团结一致的象征。按儒学的模式，社会结构只是家族关系的扩大和延伸。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可划分为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是父子的延伸，朋友是兄弟的延伸。五伦中显然以父子伦为核心。孝道是维系家族--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的精神纽带。在天命观上，儒学是采取敬上帝，远鬼神的态度。然而，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宗法制，家族观念，祖先崇拜，孝道，敬天远鬼神等儒学最基本的观念，却很少存在于秦人意识。自然，儒学在秦的传播便十分有限。孔子西行不到秦。直到秦昭王时才有荀卿入秦。昭王见苟卿说："儒无益于人之国，"（18）说明统治者对儒学毫无认识。荀子总结访秦印象，说：山川形势胜，百姓纯朴，百官尽职。……秦之所短，"其殆无儒邪。"（19）可见昭王时儒家还未入秦。道家在秦也未见记载。荀子欲向昭王和应侯灌输儒学，没有结果。秦施政酷烈，刑法繁苛，也非秦始皇的独创。秦始皇受秦传统的影响，又看到法家在秦的军事征服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功用的现实，势必会继续崇尚法家学说，并把它移用到统一的大帝国中。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秦始皇没有接受"德政爱民"而是采用"以刑去刑"的施政策略了。
    由此可见，吕氏的其它主张不行于秦也是具有必然性的。秦政权高度集中，国君搞专制独裁由来己久，秦的丞相、官员没有一人能够长期擅权的。秦的君主向来力疾躬行，没有哪个是真正的"无为"之君；秦俗尚巫风，多鬼神；轻孝悌伦理；秦统治者非始皇一人喜豪奢生活，如凤翔发掘的属春秋时代的秦公一号大墓，秦穆公营建的雍都宫室，其宏伟巨制皆足称观止；况且，在封建社会任何时代，要求统治者实行公天下，禅让，分封，明达生死，节欲之类，吕氏这些主张只可存在于儒家的理想政治中，在实际生活中是难以办到的。
    三
    吕不韦个人品质上的缺陷加速了他倡儒的失败。
    《吕氏春秋》成书于"维秦八年"，即秦始皇八年，距鄙儒的昭王死后不到十年。吕不韦大量引进儒生（高诱序："不韦乃集儒者使著其所闻。"）并把这许多与秦传统格格不入的思想写进书中，欲作为治国之道传播给年青的秦始皇。这个行动无疑是对秦国思想史的一场大革命。
    当然，要在一个旧势力十分强大的国度实行改革，如果领导者引导有术，成功也非没有希望。可是吕不韦既缺乏对秦传统，秦文化特点的认识，更没有意识到他行动的革命性质。他既没有大张旗鼓地向国人宣传儒的道理，也没有象商鞅那样雷厉风行地实行儒的措施。他召集门人宾客编纂此书的最初动机，乃非出于对学术思想的崇尚，而是为竞争学术名声。（20）他对儒道的精神到底懂得多少，也值得怀疑。他出身商贾，带有商人逐利轻义，见风使舵的特点。他到秦国，为逐"立主定国"无数之赢，（21）是道地的一场政治投机。可见，他不是象商鞅、李悝、吴起之辈，有一套成熟的政治措施，有坚定政治理想的人。吕书少谈法家，避免对法家作公开诘难和批判。吕不韦当政期间，秦于公元前249年灭东周君，令东周君迁往阳人地。前241年，灭卫，迁卫君于野王。吕不韦对东周君和卫君的处理方法，含蕴地表现了对秦嗜杀传统的反对，是"义兵"策略的实践。吕不韦以儒家的德义排挤法家的刑杀，表现得十分委婉而不落痕迹。这是他作为一个商人政治家的高明处，也是软弱处，--他缺乏商鞅那种改革家的气魄和胆识。
    这场改革既然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而吕不韦与太后之事，又给它最后一击，促成了它的速败。
    贵族妇女的婚外性行为，在春秋以至战国都不少见。就《左传》载就有十几例，并全由贵妇国母们采取主动姿势。就秦史看，有秦昭王时秦宣太后爱魏丑父，宣太后通义渠王之事。当时作国君的昭王和朝中大臣们，对此事采取默认的态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越来越严格地将男女性关系限制在婚姻关系内。这个大趋势到战国末期已基本确立。秦始皇年幼登基，其母就不能再像宣太后一样出来主持朝政。她与吕不韦、嫪毒的私通，也只能暗中进行。秦始皇十分注重妇女贞操，统一后多次刻石倡导之，如会稽刻石："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22）所以，一旦他发现太后私情，必不能象秦昭王时的保持沉默了。这里，秦始皇与太后党吕不韦、嫪毒权力之争当然是秦始皇发难的主要因素（前人对此己详细论述，本文略），而贞操观念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吕不韦可谓在劫难逃。
    秦历代的用人政策是唯才是举，奖掖军功。观秦自惠文王设相至吕不韦任相凡14人，或因政治才能受到君主赏识，如张仪、樗里疾、范睢；或因外戚之威并拥立之功，如魏冉。唯吕不韦由商贾一跃而为秦之相，他拥立的庄襄王又不幸早死。秦相在统一前统掌军政大权。而吕不韦执政十二年之久，对外战争方面带兵打仗的是蒙骜、王龁。在朝廷里，他没有扶植起一个强有力的官僚集团。相反，他广招宾客，务求虚名，招致秦始皇的嫉恨。所以，当秦始皇质问他："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23）吕不韦便无辞以对，只好服鸠自杀。显赫一时的吕不韦就这样被秦始皇轻而易举地清除掉了。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阐述的为政之道因其不适宜秦固有的土壤，加之领导者倡导不力，所以没有被统治者采纳。换言之，即使吕不韦没有与秦始皇的权力斗争，他的主张也注定在秦行不通。可见，一种新的理论和管理体系，尽管它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不与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它就可能是无效果的，受排斥的。
    吕不韦和他的主张从秦国消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吕不韦的失败也是秦国的悲剧。不能够说秦始皇不是一位了不起的帝王。秦终因统治太酷烈而灭亡，不能将此归结为秦始皇天性残暴的结果，实乃秦一贯的统治作风使然。秦始皇的错误，在于没有及时的认清形势，没有看到在和平时期，应以发展生产为主，统治策略上相应采用宽缓的仁政，给人民造成一种宽松的气氛。秦始皇在全国统一以后，还一味抱住战争期间行之有效的那套统治办法。吕不韦死后，秦再也无人有资格站出来规谏和匡正。秦失去了吕不韦，也失去了唯一的一次可能改革、反省的机会。秦始皇更加一意孤行，无所{K1DC02.JPG}戒。秦始皇治政越勤勉，能量发挥越多，秦沿着固有的错误的道路就滑得越远。没有人拉得住这匹脱僵的烈马。
    注释：
    ①（20）（21）（23）《史记·吕不韦列传》
    ②《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政的批判》
    ③见张广汇《秦始皇与吕不韦政治思想异同论》，载《北方论丛》90年第2期
    ④参看林剑鸣《秦史稿》
    ⑤《史记·秦本纪》
    ⑥《公羊传·昭公五年》何注
    ⑦《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
    ⑧《尚书·召诰》
    ⑨《韩非子·定法》
    ⑩《战国策·魏策三》
    （11）《史记·李斯列传》
    （12）《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
    （13）《史记·商君列传》
    （14）《汉书·贾谊传》
    （15）《孟子·离娄》
    （16）《荀子·性恶》
    （17）《商君书》
    （18）《荀子·儒效》
    （19）《荀子·强国》
    （22）《史记·秦始皇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