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学--奠基铺路
    年代与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没有时间观念和年代学知识，历史研究便无从谈起。我国古代纪年与西历不同，一年相差十多天至五十余天，西历岁首一般都在中历的岁末，如只是简单地以中历某年对算西历某年，则在岁首岁尾之间常会有一年的误差。在研究西北边疆史，伊斯兰教史和中西交通史时，还会遇到与中西历纪年方法都不同的回历。回历平年354天，闰年355天，与中西历对算，每经30余年就差一年，一千年就会多出三十几年。年代学问题在历史研究中既无法回避，又往往难于掌握。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年号纪年废除，西历广泛使用，学术研究日益国际化，年代学的建设便成为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
    陈垣先生在研究元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过程中，深切感到历法不清则一些史料无法得到解释，前人的一些明显错误也难以澄清，"苟欲实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为工具不可"。（《中西回史日历·自序》）于是殚思竭虑，历时四年，五易其稿，编成《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并于1925年和1926年相继出版。二书各具特色。《日历》以西历为主，中历、回历为辅。自公元元年至公元2000年，每天都并列中西历日序互相对照；自公元622年后加入回历年、月、日，三历并列，编排精密，使用方便，解决了换算问题。《朔闰表》是《日历》的蓝本，又是它的简本，但体例并不相同。《朔闰表》以中历为主，西历、回历为辅。所以称"二十史"，指的是西汉、东汉、三国、晋、刘宋、南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20个据以推算历法的朝代。此书作用与《日历》相同，但将各分裂朝代的朔闰异同一一注明，比《日历》详尽；另增加了对有关中西回历各家著述的考证，凡各家推算错误的地方均有所说明和纠正。二书是历史年代学的集大成著作，其编排在许多方面比前人有创新和提高，是我国最早的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历表。
    "《日历》和《朔闰表》的问世，是为历史研究建筑起的奠基工程，在历史年代的确定上打下可靠的基础，化纷乱为清晰，变繁杂为简洁，对于研究中国回教史及我国与东南亚和西方的交通史有极大帮助，既是便于使用的工具书，又是重要的学术专著。二书之后有人编制通代、断代和不同用途的各种历表，尽管这些历表在编制排列和各自侧重上有所不同，内容繁简不同，查找各有自己的特点等等，但几乎没有一部不是参考先生这两部书的。可以说他这两部书既有开创之功，又是奠基之作。"（刘乃和、邓瑞全《为历史年代学开辟了道路--陈垣先生在历史年代学上的贡献》，载《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
    校勘学--承前启后
    校勘是纠正古书传抄或翻刻过程中致误的重要手段。我国古代对文献注意校勘由来已久，清代学者校勘之风更盛。陈老也很注意文献校勘问题。他认为："校勘为读书要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1930年，他带领几位学生，用五种版本将沈刻《元典章》详校一过，发现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处一万二千余条。运用这些材料，次年写成了《沈刻〈元典章〉校补》一书。为了把校勘工作总结出带规律性的结论，又在一万二千多条中选取十分之一，加以分类和说明，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称《校勘学释例》）六卷。这是归纳校补《元典章》的心得体会以及前人有关校勘的经验，在理论与方法上为传统校勘学作了系统的总结。胡适称此书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并说"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载《胡适书评序跋集》）
    《校勘学释例》依据的虽然只是一部《元典章》，但总结出的"校勘四法"却是对校勘学基本方法的全面概括，它实际上已包含了对校勘内容、校勘性质和校勘工作程序的科学规定。"校勘四法"首先是"对校"，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校，客观、全面地校出底本与祖本或别本的异同，暂不论其是非。其次是"本校"，即以本书的前后互校，主要勘正著述本身体例上和文字上的错乱。第三步是"他校"，分三种情况：其书有采自前人者，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载者，以同时之书校之。前两种情况是补对校、本校之不足，是形式上的他校，实质上的对校。第三种情况重心在于审订该书所记史实的正确与否，是真正的他校法，其意义在于明确了校勘的科学含义及其工作性质，即校勘不仅要审订文字，而且也要审核其内容。最后是"理校"，即如果上述三法还不能解决问题，便运用专门知识从义理上加以校正。陈老认为理校"最高妙"亦"最危险"，必须非常谨慎行事，不可轻易使用。这四种校勘方法，前人都分别在校勘实践中使用过，但把这四种方法综合在一起，并作出简要明晰的阐述，构成校勘学完整而系统的理论，则是陈老的创造。正如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所说：《释例》"既是总结前贤心血结晶的承先之书，也是旁通西方近代文献鉴定学的启后之作。"
    "校勘四法"一经提出，即广为学界所接受，时至今日仍有广泛影响。1959年我国组织一批专家点校《二十四史》时，其校勘体例就是依据"校勘四法"制定的。（参见赵守俨《陈援老对基础知识和历史科学基本建设工作的重视》）
    避讳学--系统总结
    避讳是我国古代特有的现象，也是专制皇权的一种反映。自周代开始，人们遇到当代皇帝或尊长之名，不能或不愿直接称呼、书写，往往用改字、空字、缺笔等方法以避讳。长达两千年的避讳，使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许多内容发生混乱，甚至难以索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避讳之字仅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因而避讳又可视作时代的标志，如果利用它辨识古籍真伪和成书的年代，又往往能产生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
    陈垣先生认为："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补助科学也。"（《史讳举例·自序》）但是，关于避讳的论述虽前人早已有之，然或"散在诸书，未能有系统之董理"，或"迄未刊行"，以致亡佚。今通行者则"与俗陋类书无异，其所记录，又只敷陈历代帝王名讳，未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上，发人深思，所以有改作之必要也。"（同前）鉴于此，先生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搜集了历史上种种避讳的史实，归结为82例，于1928年撰成《史讳举例》一书。书的前半部分是对避讳的分类，揭示了避讳所造成的古籍记载上的紊乱讹误；后半部分是对避讳学的概括总结，讲述避讳学的注意事项、掌握避讳学的重要性、如何利用避讳学知识来考古及历朝避讳的历史沿革等，举凡避讳学的内容无不包罗其中。因而完全可以说："本书是对中国避讳制度史的第一次全面总结，从而使对避讳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王明泽《陈垣事迹著作编年》）
    史源学--独辟蹊径
    历史资料在流传过程中，经辗转传抄常会出现许多误差，要想准确地揭示历史真相，必须以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为据。这就有了探寻史料来源的问题。
    陈垣先生治学十分注重追寻史源，他的史学论文无论长短，几乎没有一篇不涉及史源问题，因此总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很少出现史料错误。为了训练学生寻考史源的能力，先生于三四十年代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新开设了"史源学研究"（后改称"史源学实习"）课程，从而创立了"史源学"这门学科，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陈老的史源学融目录、版本，校勘、年代知识于一体，是一门鉴别史料的学问。它的功用在于通过探索前人著述所根据的史料的来源，考察其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有无错误、判断是否正确，从而对其书之史料价值和取舍标准作出恰当的评价。这既有助于历史研究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也有助于形成严谨的治史态度。当年曾蒙受陈老史源学训练的学生都深感获益匪浅。已故香港中文大学牟润孙教授1980年曾撰文说：陈老"教人追寻史源，比对史书，其用意即在于使学生通过实践去了解治历史的各种途径与方法。我学了先师的方法，以正史与《通鉴》相比对，不仅了解了《通鉴》的史源，更进一步认识清楚司马温公如何剪裁史料，如何安排史料，如何组织成书，同时也了解了他的史料取舍标准。我之能窥见涑水史学之堂奥，实在是基于陈先生的启发。我运用先师的方法，在台湾、香港教了若干学生，有些人因而进入史学之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载《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总之，陈老"系统总结了历代史家重视史源的优良传统，首先提出了史源学这一新学科，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灭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第302至30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敦煌学--功德无量
    敦煌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联接着东西交往的丝绸之路，从而成为中西各族文化的汇聚地。自本世纪初以来，以敦煌艺术与藏经洞出土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在全世界兴起，已成为当今国际上的一门显学。陈垣先生作为"敦煌学的先驱和杰出的敦煌学家"，（包敬第《二位陈夫子与敦煌学》）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23年，先生所撰《摩尼教入中国考》面世，校录京师图书馆及伦敦博物馆、法国图书馆所藏敦煌莫高窟摩尼教经残卷两种，也作为附录同时发表。刘铭恕《书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后》评论说："摩尼教输入中国一事，在中国宗教史上，占有甚重要之地位。……从事于此事之研究者，颇不乏人。如蒋伯斧、伯希和、王国维与陈援庵等，皆著者也。……具体之解决者，只有陈援庵先生一人。陈氏著《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折衷旧说，附益新知，体大思精，得未曾有。"（《北平晨报·思辨》1936年第40期）这是先生用敦煌所出汉文摩尼教经考证摩尼教取得的成功。作为最早把敦煌文献运用于史学研究的学者之一，称陈垣先生为"敦煌学的先驱"并非虚誉。
    陈老对敦煌学的最大贡献，是1930年编成反映北京图书馆馆藏八千余轴敦煌经卷的专题目录《敦煌劫余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池田温指出，这是"最先完成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敦煌汉文文献目录"。（《加强敦煌汉文文献编目刍议》，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陈寅恪先生为此书作序，推崇备至，称"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须强调的是，此书还设"附记"一项对每轴经卷作了考证与说明，其中含有许多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考据成果，因而也可以说此目录是一部敦煌学的专门著作。总之，《敦煌劫余录》"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真可谓功德无量。
    结束语
    陈垣先生不仅在史学研究中硕果累累，而且道德精神也特别值得称道。但限于篇幅，不再具体阐述，仅引《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 周年学术论文集》中的一段话略加说明。其《编者的话》说："我们的陈垣老校长，一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久为人景仰。他一生勤俭，不慕虚荣，胸襟坦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一生勤奋好学，勇于探索，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
    综上所述，陈垣先生成就辉煌，道德高尚，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堪称中国史学界一代宗师。
    笔者晚生，踏入史学大门更晚，既未亲聆陈老教诲，亦未全面研读先生著述，加以篇幅限制，概括陈垣先生学术贡献难免挂一漏万，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