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遗存的《石匮藏书》220卷，原稿本已残缺不全。《石匮书后集》63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59年整理出版。《史阙》14卷，上至三皇五帝，下逮辽、金、元，现有道光刊本完整无损。他参加了《会稽县志》编纂。《琅环文集》中保存了许多关于史学的文字。
    张岱治史具有根深叶茂的渊源。高祖张天复主修过《山阴县志》，曾祖张元汴曾修过《绍兴府志》和《会稽县志》，三志并出，人称"谈、迁父子"。祖父张汝霖在南京时，曾"拉同志十余人为读史社，文章意气，名动一时"。由于几代经营，张家及藏了大量的史料，诚如他在《石匮书自序》中所说："余家自太仆公以下，留心三世，聚书极多。"更主要的是山阴张氏讲究气节，不畏强权的家庭传统教育：高祖张天复严词拒绝沐氏以金鬻功的要挟；曾祖张元汴先后开罪于严嵩、张居正两权相；祖父张汝霖幼时即敢于指正父辈徐渭的知识错误。先人这些事迹直接影响了张岱，以致九岁时就敢于当面讥刺"飞来飞去宰相衙"的"云间鹤"陈眉公。
    张岱自幼博览群书，《左传》、《战国策》、《史记》和野史爱不释手，且深得读书之法。长大后，曾漫游浙、苏、皖、鲁、赣、辽等省，交结甚广，"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学识深广，善于思考，正直敢言。二十二岁时"自史乘旁及稗官，手自钞集"，从事《古今义烈传》的编撰，历时十年而成，致使文坛巨匠陈眉公一见"张而不能噏"，继而大力称扬："条序人物，深得龙门精魄。典瞻之中，佐以临川，孤韵苍翠。笔底赞语奇峭，……是以《汉书》《三国》诸赞中所绝不经见者也"。这些，为他的史学著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思想
    张岱怀有历史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面对明朝统治集团争权夺利，任意篡改历史，"宋景廉撰《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姚广孝著《永乐全书》，语欲隐微，恨多曲笔。后焦芳以佥壬秉袖，邱浚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明伦大曲》，张孚敬以矫枉持偏。……"以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的"诬妄"状况，极为痛心，十分气愤。他决心还历史本来面目，"事必求真，语必求确"，发扬张氏先烈的遗志，写出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信史。
    张岱凭着祖上藏书丰富和自己博览群书、闻多识广的条件，从崇视元年开始执笔，十有七年，遽遭国变后，仍携其副本屏居深山，又研究十年，直到顺治十年，才完成了由元末明初至天启朝历史--《石匮藏书》的撰写。他本来想继续撰写崇祯朝历史，因为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六朝章奏，化为灰烬，草野私书，又非信史"，只得暂时搁笔。直到顺治十三年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时，为作《明史纪事本末》才广收崇祯朝十七年邸报。张岱被邀参加了《明史纪事本末》的撰写工作，才有机会在"汗牛充栋"的邸报中，"{K14110.JPG}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编写成了专记崇祯一朝史实的《石匮书后集》一书。
    张岱撰写《石匮藏书》时的社会生活环境和个人的思想心情，除了在崇祯朝时比较安定舒适外，入清以后是十分恶劣的，常人是难以经受的。顺治二年，张岱出于对鲁王政权的忠心和对奸妄马士英的义愤，以布衣身份上疏鲁王，要求立斩屯驻安徽清溪上表请朝的奸佞马士英，结果却反被马士英好友，拥兵自重的方国安挟制鲁王，遭到鲁王的斥逐。在时事日非的情况下，张岱愤而避居嵊县西白山中。是年九月，握持兵权的方国安命人持币强邀张岱出山，并派县官上门敦促。顺治三年正月，张岱不得已，冒着"疽发于背，痛楚呻吟"，勉强挣扎出山。回到家中，才逾十日，便有官兵上门征税逼饷，还绑走他的儿子。顺治三年六月，鲁监国在清兵攻击下，一触即溃，绍兴沦陷。处在国破家亡的十字路口，张岱"无所归止"，仍回到了剡县西白山中，"駥駥为野人"。是年秋回到山阴，"故旧见之，愕窒不敢与接"。于是只得避居在郊外三十里路外的项里。顺治六年九月，时局缓和，张岱才搬回城中。此时故居早已易主，园中一片荒芜，乔木被砍掉了，房屋被几家分占了。面对此景，张岱不胜酸楚，遂卜居卧龙山下的快园，一住就是二十几年。入清以后的三十余年，开始是颠沛流离和异常的贫困。昔日的"繁华靡丽，过眼皆空"，面临的是"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布衣蔬食，常至断炊"，所存的是"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恶劣的生活环境、苍凉的意绪，曾经几次逼得他想自杀，然而终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的信念，支持他苟活下来。他的这种隐衷，在《石匮书·义人列传》曾有吐露："然余之不死，非不能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为无益而不死，则是不能死，而窃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出不能死之上。千磨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谢枋德，更难于至正十九年之文天祥也。"张岱为了完成末竟的事业--《石匮书》的修撰，既要保持自己的政治节操，又不肯作无谓的自决，宁可象晋灵公时的程婴，元末的谢枋德一样，含污忍垢，承受精神和肉体的巨大痛苦，这与司马迁发愤著述《史记》的精神，没有什么不同。其后生活一直是困顿潦倒。顺治十一年，清政府作户籍调查，张岱成了无籍之民，《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诗云："昔有负郭田，今不存半亩。败屋两三楹，阶前一株柳"，可是却有家口二十三人：十女嫁其三，六儿两有妇。四孙及笄，……二妾老如猿。"几个儿子都不善营生，以致"山厨常断炊，一日两接淅"、"寒暑一敝衣，捉襟露其肘"。"骨瘦如鸡肋"的张岱，迫于生计，还得亲自参加舂米、担粪的劳动："连下数十舂，气喘不能吸"，"近日理荒蔬，大为粪所困"。
    更加令人颤栗的是血腥的镇压和高压的文化政策，时时扣击着疲备不堪的心扉。康熙元年（1662），魏耕、钱缵曾、潘廷聪、祁班孙等因"通海"罪被捕，不久，魏耕、钱缵曾等被杀于杭州，祁班孙遣戌宁古塔。康熙二年，庄廷{K14111.JPG}《明史》案发，张岱好友查继佐无端地被牵连下狱。因此案而死者达七十余人。康熙三年七月，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被捕，同年九月杀害于杭州。一连串白色恐怖的信号，使张岱预感到随时都有因篡修私史而被告发、被捕杀头的可能，于是不得不于康熙四年为自己预"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并仿效陶靖节、王无功、徐文长预先写下了《自为墓志铭》。张岱并不怕死，他已经作了与《石匮书》共存亡的准备，一旦牵连就以生命殉之，而决不曲俯自己的民族气节。康熙十八年，毛奇龄身为翰林入史馆编修《明史》，以同乡后生致书张岱，乞求将《石匮书》送交史馆，供清廷撰修《明史》参考，条件是要改易"本朝称谓"，"则此后正可示人，无庸再秘，尤为朗快"。张岱是否复信，未见资料可证，但就其拒绝"恨不拥戴东林"的批评，坚决表示"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的决绝态度看，他是决不会答应的。
    实录直书的治史精神
    在艰危的政治气候和极端困苦的生活条件下，张岱孜孜矻矻，笔耕不已，完成了《石匮藏书》《石匮书后集》《史阙》共计300卷200余万字的编撰工作，正是"梅花屋书积如山，宛委峰笔退成冢。"为了"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他实地调查，顺治十年上三衢，入广信，采访遗老，核实事迹；他"五易其稿，九证其讹"，聘请好友周戬伯与之校正；"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石匮书后集》中由于史料的缺乏，有目无文之传计有38人之多。这正是严肃治史态度的反映。张岱秉承史家客观公正的原则，实球是记叙评价历史上的人和事。他十分自信，多次提到"不入仕版，既鲜恩仇"，所以能"不顾世情，复无忌讳"，敢于据实述评其人其事，绝无曲笔拗笔之心。如张岱在崇祯年间到过淮阳，亲见守臣朱大典"贪横"鱼肉百姓的情况，后又见其"撄城守婺，破家养兵"、"继之以死"的情况，他把这些材料都记入《朱大典列传》，使得该传内容翔实可信，反映了张岱客观公正的"史笔"。
    张岱对明朝覆亡作了深刻反思，他认为明朝统治到了天启年间，已经病入膏肓，即使是扁鹊似的神医也难措手。崇祯皇帝与历代亡国之君不同，他"焦于求治，旰衣宵食，恭俭辛勤，万机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竭力想挽救危局，但他急躁蛮干，"刻于理财"，"骤于行法"，"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复，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明末统治者在垂死阶段的急躁、恐惧、刚愎自用的本性，集中反映了崇祯朝十七年的统治状况。
    张岱从推崇崇祯"身死社稷、决烈光明"和愤怒南明诸王之不争的思想感情出发，一方面认为崇祯之亡，不仅是明中央政权的垮台，也标志明朝统治的结束。故在《石匮书后集》中以《烈皇帝本纪》作为全书的纲要，而"甲申北变之后，诸王布迁，……唐王粗知文墨，鲁王薄晓琴书，楚王但知痛哭，永历惟事奔逃""弘光"贪财好杀，殢酒宣淫"，是一群可笑、可耻、可悲的贵族，没有一个能担当起中兴的大任。故以"世家"称之，这样的结撰，体现了寓褒贬于体例之中。另一方面，张岱通过冷静观察研究，认识到在当时清已入主中原，成为全国性的政权，在政治经济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南明绪王政权列为"本纪"是不妥的，但他们虽是偏偶一方的地方性政权，毕竞是明政权的延续和残余，仍然坚守一隅，抗击清军，故将五王之事迹作为"世家"处理。不然，"成败之始末，迁布之方偶，羁糜之岁月，拥戴之臣工，则未之详也。"。这既反映了作者对南明诸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爱憎复杂感情，又表现了作者肯定南明五王政权的合法性和清官修的《明史》立场完全不同，以明遗民自居的坚定民族气节，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严肃、客观、公正治史的原则。
    有明一代，朋党人之祸与国家衰亡相终始。远的不说，近的从万历年间产生的魏党（宦官势力）与东林党之间的党争，一直延续到明亡，崇祯皇帝吊死煤山还未休止，南明小朝廷连半璧河山也保不住了，还要闹党争，直到统统完蛋。张岱痛心疾首地指出："我明二百八十二年金瓯无缺之天下，平心论之，实实葬送于朋党诸君子之手。""烈矣哉，门户之祸国家也！我明门户，日久日甚。万历之时有门户科道；天启之时有门户宦官；崇祯之时有门户宰相；弘光之时有门户天子"，真是剀切之言。张岱冷眼旁观数十年，对朋党的研究尤为深刻。他认为"朋党之诸君子，推其私心，只要官做，则又千方百计装点不要官做，故别其路曰门户，集其人曰线索，传其书曰衣钵，美其号曰声气，窃其名曰道学。非门户之人，廉者不廉，介者不介；是门户之人，贪者不贪，酷者不酷，奸者不奸，恶者不恶"。作为朋党的东林党，尽管以"声气"、"道学"相标榜，其实质仍是结党营私，以我划线，排斥异己，其实质与魏党没有两样。为此，张岱也予以痛斥。当时有些"大老"，对于《石匮藏书》"不拥戴东林"颇有异议，张岱"心殊不服"，表示决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态度之坚决凛然不可犯。认为一个史学家，如果对这种原则问题，"一味模糊，不为分别"，则"其书可烧也"。尤其是"今日当东林败国亡家之后，流毒昭然，犹欲使作史者曲笔拗笔，仍欲拥戴东林"，更使张岱痛心和寒心。
    张岱痛斥否定东林党，并不是站在某一党一派的立场，也不是凭个人的感情，而是着眼总结明王朝灭亡的教训的基点上，是在当时士流"护戴东林"流毒很深的情势之下。由于对朋党深恶痛绝，攻之不遗余力，对东林党的评价带有偏激情绪和片面性。但张岱并没有把东林党人一概骂倒，而是采取具体分析，对东林党"首事"诸君子相当钦佩，称其"光明磊落，出处昭然"，"砥砺廉隅，维系风教"，痛惜杨涟、左光斗等除恶未尽，反受相害的教训。这正显示了张岱远见卓识的史识。远比同时代和稍后的一些史学家高明。
    明代自万历以后，党争激烈，延续了七八十年，流播所及，文化艺术也深受其影响。明末文坛流派纷呈，或宗秦汉，推崇本朝王（世贞）李（攀龙）；或宗唐宋，推尊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或宗公安三袁，或宗竟陵钟谭。互相评论，气氛热烈，这既是一种正常的竞争，促进了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但又夹杂着很深的门户之见和宗派情绪。张岱主张对各种流派采取分析态度，客观地权衡其成败得失。"王李之成其王李，钟谭自其为钟谭，今之作者亦自其为今之作者，何必骂？亦何必不骂？蚊呶蝇喧，竞成何益哉！"骂一派，捧一派，不利于各派之间取长补短，推动整个学术和文艺的发展。
    张岱在《石匮藏书》的"循吏"、"独行"、"义人"、"胜国遗臣"和《石匮书后集》的《死义诸臣列传》《乙酉殉难列传》《丙戊殉难列传》等，热情歌颂了敢谏善谏的忠臣和抗清斗争的英雄人物。他十分赞赏品格端正廉洁而又讲究谏诤策略的大臣李贤："文达之初谏达官"，用急着，谏'边防'用先着。乃大拜之后，但用应着，用折着，用不着意之闲着，刚主之主自倒入其怀中而不之疑焉。"认为谏诤目的是要取得人主采纳，因此要讲究策略，使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称扬满之章智勇兼备，自己设计制造"虎口蚌"、"梅花针"等火器，具有"大将才"，夏之旭能言善辩，何光显伏阙上书，清除奸佞，并为他们命殒"扼腕三叹"。张岱从坚持民族气节精神出发，歌颂了忠臣义士义无反顾、万死不辞的大无畏精神，同时又对所谓的忠义之士进行具体分析。他认为"古今死忠义与立功业大臣，大略务名者什之七，务实者什之三。务名者出于意气，其发扬尚浅；务实者本之性情，其蕴酿甚深。"在农民起义和清兵长驱直入的存亡危急关头，明王朝的有些文臣武将束手无策，如倪元璐者，"岂可以一死卸其罪哉！"死应该有一定价值，应该有益于国家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