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愤怒地鞭挞魏忠贤迫害忠良"贱之如囚徒"、"轻之如狗彘"、"扑灭之蚊虻"的残酷罪行，切齿谴责魏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祸国殃民，"徒事贪淫，不思恢复，有韩{K14112.JPG}胄之嗜欲，而无其志气；有意偷安，不能留恋，有贾似道之荒淫，而无其福德；自立城府，斥逐言官，有李林甫之蒙蔽，而无其智谋"，恨不能立斩奸佞，生祭弘光。
    张岱是一位忠于明王朝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对于直接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是仇视的，因而对他们不无偏见和污蔑；但另一方面，张岱根据"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原则，有意识地把农民军与明军作对比："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而明军的"唐通、白广思、左良王辈，乳虎饿鹰，弱肉强食，百姓遂有贼过如梳，兵过如篦之语，故宁可见贼，不愿见兵也。"由此得出了农民军因受人民欢迎而胜利，明军因被人民反对而失败的结论。这正显示了张岱正确深沉的观察力，较少因袭传统思想的束缚，没有为自己的成见所蒙蔽，表现了他卓越的史识。
    严谨的编撰和娴熟的语言技巧
    《石匮藏书》在编写体例方面，继承了《史记》《汉书》等正史纪传体的记叙体例，但又有发展。《石匮藏书》共220卷，分本纪、志、世家、列传四大部分。志有《天文》、《地理》、《礼乐》、《科目》、《百官》、《河渠》、《刑名》、《兵革》、《马政》、《历法》、《盐法》、《漕运》、《艺文》等，这样的分类与以往的史籍相比是独具一格的，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是相吻合的。在列传部分，充分利用了类传的形式，把许多人物，按其不同特点，分门别类地组织到各个类传中，如《循吏》、《独行》《义人》、《儒林》、《文苑》、《妙艺》、《方技》、《隐仪》《名宦》、《宦者》、《胜国遗臣》、《盗贼》等，分类很细，便于寻检，人们翻阅目录，便可一目了然。《石匮书后集》63卷，是为续《石匮藏书》而作，以纪传体形式记叙崇祯期和南明史事。人物列传既有本传，也有类传。在类传组合方式上，因传主同时或同事或合或附，如《甲申死难列传》、《勳戚殉难列传》、《乡绅死义列传》、《乙酉殉难列传》等，既简易省笔，又不致漏载，可谓深得史法剪裁之妙，既反映了明末社会动荡，又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前后集成书虽相隔多年，其编写体例仍前后贯串，且后集在前集基础上又有发展。张岱还在本传和类传的前面或后面，往往写有总论或附论，通过这些评论，发表个人对有关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见识。而这些史论既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同时又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表现了他在史著编纂上不仅具有卓越的史识，而且还有相当高明的史才。
    张岱为人物列传力求真实地再现人物的生平事迹、精神面貌、性格特征，"只求不失其本面、真面、笑啼之半面"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有刻画，亦就物肖形而已。"坚持以真人真事的描写原则，反对不顾事实，为尊者违，为亲者讳，隐恶扬善，谀词虚美。刻划人物时，既讲究笔墨简练，又要细致入微，抓住人物本质的传神的细节，生动地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与精神面貌。他十分赞赏司马迁的人物传记"不苟袭一字，不轻下一笔，银钩铁勒，简练之手，出以生涩"，"淡淡数语，非颊上三毫，则睛中一画"，如楚王护国将军华堞，字用章，乙酉南都失守后，间道奔杭谒见潞王，呈说守城之计，针对潞王顾虑，以利害多方面劝谕，当潞王终不觉悟时，张岱通过华堞的言行："环观古事，有诸王以其国奉人而得出长世者哉？有可为之势，顾自弃此国仇，何足于论事？拂袖起，裂冠带，掷地下，易缞麻，誓曰：'不复中原，以此见帝'，旁观者皆为啼泣。"表现了华堞刚勇机智和尽忠于朱明王朝的精神。作者未加一言，其情状则已溢于词表。张岱非常重视广泛阅读古今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如《石匮书后集》（卷十八）描写曹文昭之勇，"一日，贼据平凉山谷，数万余人，人莫敢近。文诏提兵从城外过，如翰于城谯设酒款文诏……文诏掀髯畅饮尽酒一斗许，酌一巵于席末曰：'我杀贼归，饮此酒当未寒'。乃上马呼麾下士，直冲而上，但间妇女儿稚号泣，声震山谷，血光射天，烈日惨淡，贼奔溃，追逐三十里而返。到城谯下马……坐席复饮，巵中酒果未寒也。"这里借鉴了《三国志演义》"温酒斩华雄"的笔法，烘托了曹文昭之勇武。又如写陶仰用骁勇善战，当大敌坚不为动，张岱引用了军中呼为"铁篱笆"的绰号，确实起到了"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的艺术效果。
    张岱在《石匮藏书》、《石匮书后集》类传的总论和纪传的附论中，对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发表了评论，其中不乏精湛过人之见。这些评论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体现了他的史识，也表现了他过人的史才。《石匮藏书》92卷《李贤列传》总论云："以斧击冰则不入，以针轻扣之，则随意之大小而自解。李文达之进言是也。以火锻铁，铁仅销而不融；以泥淬之，则随意之厚薄而自属。李文达之得君是也"。这段评论，通过李贤初为谏官，不看对象，不讲究策略，结果许多好的建议未被明英宗采纳。后来做了宰相，讲究策略，旁敲侧击，因势利导，得到了英宗的信任。《明史》卷176说："贤气度端凝，奏对皆中机宜，帝深眷之。"作为谏官和宰相，不仅要敢谏，而且要善谏，其中"机宜"，讲究策略是关键；一味敢谏、死谏，决不是好谏官。这样的评论充满了辩证思想，充分表现了张岱过人的史识和史才。
    向来撰写史传、评论人物的语言讲究古奥庄重，张岱为文力求简洁，明达，词语贴切生动，反对"间有文人才士，或亦艰棘其间，而浮华艳语，稍用吟咀，味同嚼蜡矣"的艰深，浮艳。如描写卢象昇为国捐躯，战死沙场，敌退后，军民在乱尸中找到他的遗体："左颐后胸刀痕深寸许，身中四箭，凝血犹渍麻衣上。设祭哭，军民雨泣。"仅用二十六字，英雄浴血奋战之形象及军民爱戴之情状跃然纸上。又如评论崇祯皇帝："先帝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诺诺，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已耳。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为主，又莫我先帝若矣。'诸臣误朕'一语，伤心之言。后人闻之，真如望帝化鹃，鲜血在口，千秋万世，决不能干也。"浅显畅达，琅琅上口。以通俗的文言为基础，大胆吸收口语成分，有时方言、俚语也不顾忌，把通俗化推向史著这一庄严的领域。官修的"二十四史"很难找到这样浅易明快的文字，这是史学语言的一大革新。
    诚然，作为史学家的张岱是无法跨越时代条件和阶级立场限制的。如对待农民军的观点，还有囿于材料闻见的限制，如袁崇焕的被杀、有目无文的列传，等等，都存在不少差错。但从明末清初诸多的野史、众多的史学家的背景而言，张岱的史著及其显示的史德、史识、史才，是值得研究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