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位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其博大的思想理论体系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史料编纂思想，对当前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发展弥足珍贵。
    纂修《起居注》与《实录》
    在刘知几领史事20余年的时间里，他的人量精力是奉敕从事史料编纂工作，所编以《起居注》和《实录》为主。《起居注》是古代史官"记注"材料的一种，专记当朝帝王的言行，按之古制，每当天子临轩，史官皆须侍立阶下左右，人主有命，即秉笔记录，然后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起居注》兼有档案与史料汇编的双重性质，即在原始记录的基础上，还要经过简单的整理编次，《实录》则是人们较为熟悉的，它既是史书的一种，但严格说来又算不得著作，而只是史料的汇编，仍属"记注"材料。
    刘知几所纂修（包括与人合修）的《起居注》与《实录》，皆已无传，但考之文献记载，当有如下数种。
    武则天《起居注》。据刘知几在《史通·叙录》中自云："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按唐代左史即起居郎，隶门下省，掌记录天子起居法度。刘知几任左史，时在长安三年、所撰为武则天《起居注》无疑。
    高宗后修《实录》30卷。记事起高宗即位，止永淳二年（683年）。据《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玉海》等书，知高宗《实录》初山令狐德棻、许敬宗等于显庆四年（659年）编为20卷，记事止显庆三年，后由刘知几、吴兢续成，记事通高宗一代，勒为30卷。由于刘、吴续修于后，故号高宗后修《实录》。
    武则天《实录》30卷（一说20卷）。武则天在位时，已有宗楚客等所修《圣母神皇实录》18卷，中宗复位，又令重修，事在神龙元年（705年），至翌年五月修成，编为30卷。刘知几、吴兢参预了这次重修活动。至开元年间，刘知几与吴兢又再次重修了武则天《实录》，仍为30卷。①
    中宗《实录》20卷。记事起神龙元年中宗复位，止景龙四年（710年）八月传位，凡6年。此书由刘知几、吴兢于开元四年（716年）修成。②
    睿宗《实录》，睿宗朝《实录》至少有三种，一是《太上皇实录》10卷，记事起景云元年（710年）。止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年）。二是《睿宗实录》5卷，为前书之续，记事止开元四年。两书的作者都是刘知几、吴兢等人，至于两书名目的不同，那是因为睿宗李旦曾于先天元年（712年）立皇太子为帝，自尊为太上皇，10卷本《实录》修成时，李旦尚且在世，故称《太上皇实录》，而5 卷本《实录》修成时，李旦已殁，故改用庙号，称《睿宗实录》。第三种是《唐会要》中记载的刘知几与吴兢所修《睿宗实录》20卷，成于开元四年十一月，但此书不见于两唐书"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题》等，究竟此书在宋代即已失传抑或《唐会要》记载有误，待考。
    以上只是刘知几所预修的《起居注》与《实录》，其他史料编纂作品尚未计入。长期的史料编纂实践，使刘知几得以接触大量的史书和史料，熟练掌握了史料编纂的原则和方法，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从而为其史学理论和史料编纂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私撰《史通》
    在刘知几的史学生涯中，更辉煌的事业应属私撰《史通》，刘知几少年读史、就不肯徒事记诵，更不肯轻信盲从，对历代史家著述的得失优劣几乎都已有自己明确的看法。于是，刘知几便萌生了效仿孔子行事的念头，意欲刊正旧史之失，系统阐明自己的史学观点，下决心摆脱史馆羁绊，自行撰著《史通》一书，借以系统阐明自己的学术思想，并希望传诸后世，经过十余年呕心沥血的努力，终于在景龙四年（710年）完成了《史通》这部杰作。
    《史通》是刘知几最重要的代表作。它汇集了刘知几史学研究的主要心得，是他数十年习史治史的心血结品。当今许多学者则把《史通》放在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史通》一书20卷，分内外篇，外篇13；内篇39。但其中《休统》、《纰缪》、《弛张》3篇早已亡佚，止遗36篇。《史通》对唐以前的古代史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历史观、史学源流、史学方法、史家修养、史书体例、修史常识等众多方面的内容，"差不多囊括了历史学的全部问题"。③应当明确指出的是，尽管《史通》的内容极其丰富，但它论述的重点却在历史编纂学。白寿彝先生指出："刘知几是以讲"史法"著称的。所谓"史法"，主要是从历史编纂学方面说的，也包含有史料学方面的东西在内。"④，杨翼骧先生也曾指出："《史通》是一部史学评论的专著，所评论的中心在于历史编纂学"。⑤史料编纂历来是历史编纂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研究刘知几的史料编纂理论，也一定要抓住《史通》论历史编纂这一重点。
    以经入史
    先秦典籍《尚书》与《春秋》，用今天的标准来定性，前者为档案史料汇编，后者属编年体史书，都是研究古代史的珍贵史料。但在封建时代，这两部书却与《诗》、《礼》、《乐》、《易》齐名，被奉为儒家经典，号称"六经"，享有独尊的地位。而刘知几却以忠于史学的态度和足够的勇气，把《尚书》与《春秋》从经的神圣地位拉了下来，入于史部。他在《史通》中首先把古代史书的源流归结为六种，写了《六家》一篇，作为全书开篇明义的总纲，指出："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这里，他把《尚书》、《春秋》与《史》、《汉》等平列，统统视之为史书源流，打破了甲经乙史、尊经抑史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刘知几的以经入史，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社会中，是一般士大夫所难以做到的，甚至还要毁其为离经叛道。然而真正有识之士却受到刘知几这一思想的启迪并有所发展。我国古代著名学术命题"六经皆史"的提出与发展，就与刘知几的以经入史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刘知几在以经入史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尚书》作为档案史料汇编的性质："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⑥同时，刘知几还论述了《尚书》的成书和《尚书》体裁的殒废。刘知几有关《尚书》的议论，特别是他把《尚书》列为史书源流和史书体裁之一的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尚书》的性质、深刻理解古代档案史料编纂在历史编纂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莫大的启发。
    倡立制册章表书
    按之古代史体，最初为言事分记，"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司）其职"。⑦而《左传》以后，则改为言事兼记，即于叙事之中，兼以收录一些重要文献，包括档案和诗文等文献。例如《史记·司马相如传》就原文收录了《子虚赋》、《大人赋》、《谏猎疏》等诗赋和奏章。言事相兼，意味着史体的发展，确有必要。但如果处理不好，也会产生新的弊端，即于叙事中夹杂长篇文献原文，很容易造成文意的隔断，使读者不明所以。刘知几看到了这点，为此写了《载言》一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另在《载文》篇中也述及于此。他指出："夫方述一事，得其纲纪，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至于有些史书过多地采用历史文献，叙事苟且，如《史记》、《汉书》的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人的传记，"唯止录言，罕逢载事"，刘知几更不赞成。他批评道："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那么怎样才能既保证叙事的通畅连贯，又能存录一些重要文献呢？刘知几倡议："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命，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这就是说，凡编修史书，应将制册诰命、章表移檄等档案文献从纪传中提出，另立一与纪、传、表、志等体裁平列的"书"体以编辑存录之，称为"制册章表书"。至于应予存录的诗文歌赋等文献，也可以仿此处理，即由纪传"断入书中"。
    刘知几对自己倡议的办法颇为自信，认为"夫能史体如是，庶于《春秋》、《尚书》之道备矣。"这并非言过其实的自诩自矜。一方面，刘知几的倡议进一步丰富了史书的体裁形式，可以较好地解决史书书事与记言的矛盾，从而满足了历史编纂学不断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角度看，所谓"制册章表书"其实就是一种档案史料专集，刘知几主张把它纳入正史之中，使之成为与纪、传、表、志相辅而行的一种体裁形式，这不仅为档案史料编纂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并且大大提高了档案史料编纂工作在史学中的地位。刘知几的这一倡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以后编修的各朝《会要》，各种《通典》和《诏令奏议》以及《唐文粹》、《宋文鉴》、明清《经世文编》之类史料汇编，"溯厥体例，盖皆本知几斯议而稍变通以为之者也"。⑧清代章学诚还提出方志立"三书"的主张，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⑨这里所谓"掌故"与"文征"，显然就是对刘知几所谓"制册章表书"的实际应用与进一步扩展。
    区分史料与史书
    最早指出史料与史书的区别和联系者，仍然要推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云："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于隽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这里，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者，即指记注之类的史料，包括原始的档案史料，也包括经过整理编次的史料汇编；而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者，则是指史书，即成家著述。刘知几此论，不仅将史料与史书划分开来，而且概括地揭示了两者的不同性质、不同要求和不同作用，同时还明确了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简言之：史料的记录和整理编次，要求详备、真实、准确，所谓"资乎博闻实录"；而史书的撰著，则要求作者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和良好的史学修养，所谓"贵于隽识通才"，然后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成一家之言，传诸不朽。史料与史书截然有辨，不容混淆，所谓"前后不同"。但史料与史书的根本作用又是一致的，二者需要互相依存，相辅而行，所谓"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刘知几坚持把史料与史书区分开来，把史料的记录和整理作为一项专门的事业来加以考查研究，这对史料编纂实践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后来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也不无渊源关系。
    论史才三长
    在史料编纂活动中，编者居于主体的地位，任何一项史料编纂工作、编纂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由编者实际去完成。因此编者的素质如何，对于史料编纂的质量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一个合格的史料编纂工作者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职业道德和知识结构，这是人们至今仍在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刘知几虽然生活在距今一千多年以前，但他也深深懂得史学人才、史家修养之于史书编纂的重要影响。为此，他提出了"史才须有三长"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对我们探讨史料编纂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问刘知几："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几答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就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并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刘知几强调"史才须有三长"的思想，融汇贯穿于《史通》全书，有关议论散见于该书诸多篇章，尤其在《核才》、《鉴识》、《辨职》、《杂述》、《杂说下》等篇中有比较集中的阐述，因此上述答郑惟忠问虽然未从正面对"三长"作出更具体的解释，但其蕴意依然清晰可见，要而言之：
    "庄长"中的所谓"才"，是指组织运用史料、选定编辑体例、叙事记言、表达思想等方面的才具能力。这是鉴于无论史料编纂还是史书撰著，都有很强的技术性，都要求史家熟炼掌握多方面的基本功。如果缺乏驾驭史料和编辑撰述的能力。不仅无法把大量史料组织编辑成一部"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的高质量作品，而且面对的史料愈是浩繁，就愈会茫然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