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是要求史家必须博览群书，掌握丰富的资料，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否则，才具再强，也难为无米之炊。
    所谓"识"，究是何含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学者们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按照比较流行的观点，刘知几所谓"史识"是指史家对史料和史事所持的态度和观点，以及鉴别、判断其是非曲直的能力。在刘知几看来，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人才，必须具备忠于史料和史实，敢于直书实录的高尚品质和大无畏精神。这对史家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要求。为此，刘知几强调，史家必须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
    刘知几的"史才三长"之论，至今仍不失其参考借鉴意义，只要赋予它新的时代的内容，就完全可以作为档案史料编纂工作者提高自身素质、加强自身修养的努力方向和标准。
    论史料的博采与善择
    史料的搜集与选用，是史料编纂和史书撰著的关键环节，刘知几对此极为重视。《采撰》一篇，集中阐述了这个问题。此外《杂述》、《疑古》、《惑经》、《探◆》、《暗惑》等篇，也都论及史料搜集的范围，史料鉴别的原则与方法等问题。
    刘知几认为，凡是不朽的传世之作，都有殷实的材料基础，因此他首先强调了史料的博采，即广泛搜集、充分占有资料。他指出："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为此，不仅要搜集经书、正史，还要尽量网罗其他各种杂史、野史史料。只有兼收并蓄，选材时才能左右逢源，充分发挥各类史料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作用。在《杂述》篇中，刘知几还把应予搜集的正史以外的史料分为十类，即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并分析了各类史料的特点，优劣和价值。全篇最后指出，尽管这些史料"得失纷糅，善恶相兼"，"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
    但是搜集得来的史料，情况往往很复杂，难免真伪混杂，精粗不分，泥沙俱下。刘知几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在主张博采的同时，又格外强调在史料的鉴别挑选上下功夫，做到所谓"善择"。他认为，如果不加别择；徒以多为胜，甚至真伪混淆，是非参错，那么这样编成的史料和史书，就好比"镂冰为壁，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⑩他嘲笑那些真伪不分、邪正靡别的史家说："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氏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11）
    刘知几所说的"善择"，主要有两个含义：
    其一是鉴别史料和史事的真伪，保证史书内容的真实可靠，做到"事无邪僻"，以"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刘知几为此曾不厌其详地剖析了史料致伪的种种情状和原因，例如："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引书之误"；等等，提醒人们注意"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12）在此基础上，刘知几又总结概括了鉴别史料的许多方法，写进《史通》各篇，还在《疑古》、《惑经》等篇中大胆"非圣"，对《尚书》等古史提出质疑并论辨其是非。刘知几所总结的辨伪方法，都是他长期治史、穷究史料本源的经验之谈，颇为精当，为许多后来学者所不及。
    其二则是我们今天所常说的区分史料价值高下，去粗取精。刘知几历来反对不加选择地一味罗列史料，多多益善的做法，认为如果务多为美，博聚为功，虽能取悦小人，但却终会见嗤于君子。指出即使是那些经过鉴别确属真实的史料，或者是那些有一定可取之处的史料，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因此务须精选。至于精选史料的标准，从《史通》有关议论来看，除了真实性要求之外，主要有二：一是注意史料的新颖性，不能拾人牙彗。另一点是"选事而书"，注意史料的典型性。
    论史料编纂的具体方法
    把浩繁的史料编辑成系统的书册，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不仅要有明确的义理，即明确的目的、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而且要讲究科学的方法。刘知几深谙此道，因此在《史通》中对史料编纂和史书撰著的具体方法问题，也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议论。仅择其要，略述于兹。
    （1）论凡例。编书先订体例，书成列"凡例"于书首，这是我国史书编纂史上的传统做法。刘知几十分赞赏这种做法。他首先指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随后又枚举旧史纪传破例违法的实例，强调"盖凡例既立，当与纪传相符。"以国法喻史例，强调作史必先立例，尤贵有法，例不可破，法不可违，这可以说是《史通》全书精义之一，刘知几的许多议论，都是紧紧围绕史例问题展开的。
    （2）论断限。所谓断限，是指收录史料、记述史事的起讫年代即时间范围。 刘知几认为，作史必须"明彼断限，定其折衷"。如果断限不明，"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那是深为史家所忌讳的。然而由于史事往往前后相衔，难以"抽刀断流"，所以断限应允许必要的交互，例如孔子定《虞书》以舜为始，而记事溯至尧；左丘明传鲁史以鲁隐公为先，却从"（鲁）惠公元妃孟子"写起。因此必须勇于裁断，甚至忍痛割弃，爱而必捐。
    （3）论题目。所谓题目，包括全书之题目即书名和书中各篇之题目。刘知几认为，史传题目本来"随事立号，谅无恒规"，但也并非全无体例，而最基本的要求有二：一是题目与内容要一致，即名实相符，以收"考名责实"之功效。二是题目要简洁，省文见义，反对丛细冗长。
    （4）论编次。编辑史料与撰著史书，都必须解决好编排体例和编排次第的问题。刘知此为此对古代史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尚书》、《春秋》等按时序编次，"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体例虽简单，但"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是一种较好的方法。而《史记》、《汉书》以来，史书内容渐趋繁富，因之出现了按类编次的方法，即"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由于事物分类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这种编次方法比较复杂，使用起来难度较大，搞不好就会出现分类不当、次序错乱的现象。以往的许多史书就有这种毛病，因此刘知几批评说："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这种批评意见，应该引起今天档案史料编纂工作者的注意。
    （5）论补注。补注即注释，最初称传，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传与注名虽不同，但都起疏通流传史料和史事的作用，所谓"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揆。"刘知几把注释分为注他人之书与史家自注两种，把注释的任务归结为释文、补阙、考异三项。他还认为，为史作注应讲究注例，但以往史注却少有成规，凡"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因此"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其中最突出的毛病是博而不精，太过烦冗。
    （6）论论赞。刘知几所说的论赞，是指史书中作者发表议论的形式，所谓"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如《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班固"赞曰"等等。比诸今日，则略同于按语和评论性注释。刘知几首先考察了论赞形式的出来，罗列了论赞的各种名目，指出"其名虽殊，其义一揆"。随后又针对旧史之得失，提出了写好论赞的几条要求：论赞应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必要性，不能理有非要而强生其文。此其一。论赞应紧密结合史料和史实，"寻其得失，考其异同"，而不能滥发议论。此其二。论赞应力求客观公允，而不能"与夺乘宜，是非失中"，"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论"。此其三。论赞应做到事无重出，省文可知。所谓事无重出，即"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省文可知，即"片言如约，而诸义俱备"。此其四。
    需要指出，刘知几的史料编纂思想深深寄寓于他的整个史学理论之中，隐约闪烁在他的一般史学议论的背后，我们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角度来加以探讨，需要细心去钩稽，深入去挖掘，并且只宜曲为借鉴，而不能径直"拿来"，如果只是寻章摘句，则势必字字牵强。这也应成为我们研究其他古代学者的史料编纂理论的一个出发点。
    注释：
    ①《史通·古今正史》、《唐会要》卷63"修国史"。
    ②《唐会要》卷63"修国史"。《玉海》卷48。
    ③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④白寿彝：《刘知几的史学》，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
    ⑤杨翼骧：《刘知几与〈史通〉》，同上书。
    ⑥《史通·六家》
    ⑦《史通·载言》。
    ⑧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2月版，第22页。
    ⑨《文史通义》卷6，"方志立三书议"。
    ⑩《史通·载文》。
    （11）《史通·杂说下》。
    （12）《史通·采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