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代的史学大师钱大昕，一直以其考史成就著称于世。在他考史的过程中，也对史学本身的理论发表过许多看法和评论。系统阐述钱大昕的史学批评观点，不仅是研究钱氏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对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经与史岂有二学哉
    批判"经精史粗"、"经荣史陋"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史学的地位及功用，这是钱大昕史学批评观点中最有价值、也最富有时代意义的方面。
    明清时期，空谈义理性命，耻言经济事功的理学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主导地位，传统的历史学开始出现危机。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曾深有感慨地指出："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板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①这种现象到了乾嘉时期更为严重。当时的学术界治经高人一等，史学被视为次一等的末学，然而有所谓"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经荣史陋"等等说法。即便是在史学界内部，也普遍存在这种看法。史学大家赵翼也认为自己"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浏览"②。另一史学大家王鸣盛则说自己"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③。生当其时的钱大昕对这种尊经轻史的观念极为不满，他说："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④但治经而不读史，便称不上是"通儒"。在为赵翼《廿二史札记》所作的序言中，他更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经学与史学本来是相通的，所谓"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并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所以《史记》、《汉书》等能"与六经并传而不愧"。自从宋代道学泛滥，始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令人心粗者，……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钱大昕针锋相对地指出："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若元明言经者，非剿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这是一篇富有批判精神的史学檄文。"经与史岂有二学哉"！这是继王守仁"五经皆史"论后的又一伟论，其时代意义不言而喻。宋代李彦章曾把经学比作"先王之学"，而视史学为"流俗之学"，钱大昕又在《十驾斋养新录》（以下简称《养新录》）卷7中，专立"李彦章言史学"条，予以批驳。
    钱大昕进而指出，史学所以堪与经学比高低，关键就在于它们都是经世致用之学。在《潜研堂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25《世纬序》中，他说："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仪》、《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徒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又说："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文以贯道，言以匡时；雕虫绣帨，虽多奚为？"⑤然而，比较起来，史学与时代的关系更显得密切而重要，因为它"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俾使贵贱止乎一时，贤否著乎万世。失德者虽贵必黜，修善者虽贱尤荣"。具有直接的"惩恶劝善"功用。因而被称为"有体有用之学"。⑥在《养新录》卷18《士大夫不说学》中，他更认为史学直接与国家存亡相关："蔡京禁人读史，以《通鉴》为元祐学术，宣和所以速祸也。"他对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书的命名赞不绝口："以'资治'名其书，斯无愧矣。"⑦在《文集》卷18《续通志列传总叙》中，他明确规定史书的编撰原则是："凡正史所载，事之无关法戒，人之无足重轻者，稍删节之。……文虽工而无裨于政治，亦可从删。"又在《考异》卷16《郤正传》中说："事无系乎兴亡，语不关于劝戒，准之史例，似可从删。"
    钱大昕的上述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切中时弊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就所取得的考史成就看，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大家确实难较高下；但就敢于批判当时的学术偏差，大胆为史学争地位论，钱氏的史识又显然要更胜一筹。
    二、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
    主张据事直书，反对褒贬曲笔，这是钱大昕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观点。钱大昕以乾嘉时代朴学家特有之客观主义精神，竭力倡导史学研究应"实事求是"、"据事直书"，在他的著作中，随时可见这些字眼。所谓"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穿穴经史，实事求是。"⑧他强调史学是"纪实之书"、"传信之书"、"千载之书"⑨，"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⑩。
    由此，钱氏坚决反对史家任情褒贬的作风。《续通志列传总叙》云："夫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别为褒贬之词？"然而，褒贬之法，史界一直以孔子《春秋》为首创，尊之为"春秋笔法"。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钱大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专作《春秋论》二篇加以阐述。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春秋》确实是一部褒善贬恶之书，它直书其事，使善恶自见，以此达到史书惩恶劝善之功用。所以他说，纪其实于《春秋》，使其善恶不没于世，这才是孔子《春秋》的"褒贬之义"，也是史学上的"褒贬之正"。并进而指出，后人因为不能真正领会《春秋》的"褒贬之义"，就"上下其手，一以法吏舞文之术行之"，从而极大地歪曲了孔子的本意，也严重地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如唐朝史家吴兢撰武则天的《天后本纪》，列在唐高宗之后，是对的。但当时的史官沈既济却加以指责，认为武则天一代史事只能在《中宗纪》中加以记述，不能单独成纪，并硬说这是《春秋》"正名而尊王"的褒贬之义。后来朱熹的《通鉴纲目》也采用这种做法，造成"唐无君而有君，中宗无年号而有年号"，严重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钱大昕不无讽刺地说："此亦极笔削之苦心，而称补天之妙手矣。谓如此而合于《春秋》之指，则愚窃未敢以为然也。"如此则名曰尊《春秋》之例，实是"诬经也"。《考异》卷46《宰相表中》又批评了欧阳修、朱熹等任情褒贬的作风："《春秋》之法，书薨卒无异辞，所谓直书而善恶自见也。欧公修《唐书》，于《宰相表》中，有书薨、书卒、书死之别，欲以示善善恶恶之旨。然科条既殊，争端斯启，书死者固为巨奸，书薨者不皆忠党。予夺之际，已无定论。紫阳《纲目》，颇取欧公之法，而设例益繁，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书法偶有不齐，后人复以己意揣之。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唐书直笔新例》也指出欧公"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
    钱大昕又反对那种隐恶扬善、为尊贤亲者讳的不实事求是做法。如《三国志》中的何夔、裴潜、郑浑、贾逵诸传，"颇多溢美之词，盖由诸人子孙在晋显达，故增加其美。而李丰、张缉辈忠于曹氏，乃不得立传，曹爽、何晏、邓飏之恶，亦党于司马者饰成之。初非实录，其亦异于良史之直笔矣"。又如南宋抗金名将张浚在前期曾排挤诬陷李纲，《宋史》对此讳而不言，钱大昕指出："史家为张护短，非直笔也。"并告诫人们"勿以其晚节之善"，而对前期过失"置之不论"（11）。同时，对据事直书的史家则大加赞扬，他称赞"子长史笔独嶙峋，一字何曾奖暴秦？"《史记》"美恶不掩，各从其实，何名曰谤？"（12）表扬"延寿直笔，胜于思廉远矣"。（13）特别是陆放翁父子修史志"不私其亲"；"陆氏家世贵显，放翁父子预修此志，而传人物只及左丞佃一人。古人志乘皆寓史法，不私其亲如此。近代士大夫一入志局，必欲使其祖父族党一一厕名卷中，于是儒林文苑，车载斗量，徒为后人覆瓿之用矣。"（14）在《文集》卷1《御试瑾瑜匿瑕赋》中，他还以"隐恶扬善，执其两端"为韵，批评了"隐恶扬善"的做法，表扬了"爱亦能知其恶"的做法。在为万斯同作传中，钱大昕还重点引录了万斯同对当代史学任意曲笔褒贬的恶劣风气所作的批评："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15）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钱大昕本人的态度。钱大昕曾在翰林院供职，并负责纂修《续通志》列传部分，他经常以良史之直笔勉励自己，所谓"用心正则笔正，愿砥砺夫同官"（16）。他所订立的撰写原则中即有"纪事悉从其实，不加褒贬"一条。
    钱大昕还认为，文疑则阙而不牵强附会也是保证史书为传信之书的条件。他非常赞赏班固《汉书》，《文集》卷12《答问九》云："汉初功臣侯者百四十余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坚已不能言之。……此史家之谨慎，即其阙而不书，盖知其所书之必可信也。……乃知班氏得古史阙文之遗意矣。"又表扬《王氏世谱》"庶几传信传疑之义两得之矣"（17）。他反对那种牵强附会的做法，批评《南史·王俭传》改"长兼侍中"官名为"长史兼侍中"是"大非阙疑之旨"（18）。他自己所作《元史氏族表自序》亦说："取其谱系可考者列为表，疑者阙之。"
    上述钱大昕对孔子《春秋》褒贬之义的理解和阐述，以及对史学任情褒贬曲笔作风的批评，对据事直书史家的表扬，这些都表明钱大昕始终维护的是史学的客观性和严肃性，钱氏史学批评的进步性也就体现在此。
    三、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舆地、官制、氏族
    钱大昕在《文集》卷24《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中说："予好读乙部书，涉猎卅年，窃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又在《考异》卷40《外戚传》中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钱氏反复强调史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舆地、官制和氏族，这实际上是强调一个史家所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问题。他主张史家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博学多闻，所谓"史家不可以不博闻也"，"自古史家之患，在于不博"（19）。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有关舆地、官制、氏族方面的知识。
    对于舆地，他说："读史而不谙舆地，譬犹瞽史之无相也。"他自言"仆于舆地之学，留心廿余年"（20）。所以，对史书中的地理问题很有研究。他表扬《太平寰宇记》"援引更为详审，间采稗官小说，亦唯信而有征者取之。有宋一代志舆地者，当以乐氏为巨擘"（21）。对时人洪亮吉的《东晋疆域志》、徐文苑的《东晋南北朝舆地表》等也推崇备至，并亲为作序。他又批评："史家昧于地理，无知妄作，未有如《晋志》之甚者"。他本人"留意三国疆域有年，常欲作志，以补承祚之缺。蜀、吴属稿粗具，将次第魏事"（22）。著有《秦三十六郡考》、《秦四十郡辨》等。
    对于官制，钱大昕说，"修史者不通官制，故涉笔便误。"（23）他对各史的《百官志》、《职官志》以及列传中涉及官制的问题，都有详细的考订。并对史家不懂官制者提出批评："予尝谓延寿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诸传删省，多未得其要领。""李氏之昧于官制，证之此传益信"。又说："唐初史臣不谙官制，随意增加，非当时本名。"（24）
    比较起来，舆地、官制、氏族三者，钱大昕尤为重视的是氏族，这是因为，钱氏认为，舆地、官制"史志尚有专篇，唯氏族略而不讲"。仅有的班固《古今人表》、欧阳修《宰相世系表》或"散而无纪"或"偏而不全"。所以他"思欲贯串诸史，勒为一书"，只因"衰病遽臻，有志未逮"。尽管如此，他对氏族谱学还作了系统的论述。首先强调氏族谱学的史学属性，提出了"谱系之学，史学也"的观点，认为氏族谱学"但就一代有名之家，辨其支派昭穆，使不相混而已矣"，它对历史研究帮助极大，"作史者不明此义，于是有一人而两传，有非其族而强合之，有纫昆弟为祖孙，……"总之，"氏族之不讲，触处皆成窒碍"。其次他提出撰写氏族之谱，绝不能"支离附会，纷坛{K1D606.JPG}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25）李延寿的《南、北史》大量采用子孙附传之例，颇遭后人非议，与钱大昕同时的王鸣盛、赵翼也都有过激烈的批评，对此，钱大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集》卷12《答问》云："问曰：史以劝善惩恶，父子兄弟，趋向不同，往往各自立传，况事隔数朝，贤否非一，而延寿列传，但以家世类叙，不以朝代为限断，是乃家乘之体，岂史法乎？曰：延寿既合四代为一书，若更有区别，则破碎非体，又必补叙家世，词益繁费；且当时本重门第，类而次之，善恶自不相掩，愚以为甚得《史记》合传之意，未可轻议其失。"正是从强调氏族谱学对于史学的重要性出发，钱大昕对李延寿的做法作出了肯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