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增其所当增,省其所可省 钱大昕对史书语言文字和文笔的要求是繁简适宜,要而不繁,简而有法。《文集》卷28《跋南北史》云:"《新唐书》之进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予谓事增非难,增其所当增,勿增其所不当增之为难;文省非难,省其所可省,勿省其所不可省之为难。班孟坚之于《史记》,事增而文亦增,增其所当增也。陈承祚之于《魏略》,文省而事亦省,省其所可省也。"又在《文集》卷33《与友人书》中说:"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之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论也。" 以此为原则,钱大昕在表扬《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的同时,更对繁简失当的史书提出批评。他指出李延寿《南、北史》事增文省两者兼而有之,然其事之增者,考之多不实,是谓增其所不当增;其文之省者,皆是省其所不可省,又可省而不省者。他又认为"史之芜陋,未有甚于《元史》者"(26)。对于《宋史》,钱大昕则有更多的批评。他首先指出《宋史》有繁冗芜杂的弊病。如《李纲传》分成上下两卷,"毋乃太繁乎"!李汉超、王继忠、苏辙、洪适、司马池、杨覃诸传,则追叙"遥遥华胄",排列子孙后代,"似志状之文","此类皆可省"。又"史家之病,在乎立传太多",而《宋史》列传多而杂,漫无选择。《宋史》还有更多的叙事重复,一事两见甚或数见,"重复列之,连篇累牍,皆可省也"。"繁复如此,何怪乎汗青无日也"!(27)《宋史》在《儒林传》之前又设《道学传》,也是体例内容繁芜的表现之一。众所周知,《儒林传》是司马迁《史记》创始的,而后代史家因之,独《宋史》又在《儒林》之外,别为《道学传》,殊不知《儒林》是以包《道学》,而《道学》不可以统《儒林》。现在将两者分开,而记载的内容又相互矛盾重复,引起内容体例上的混乱,这是那些修《宋史》的人,"徒知尊道学而未知其所以尊也"(28)。其实,在钱大昕之前,黄宗羲、朱彝尊等已对《宋史》列《道学传》有过批评。后来,钱大昕在拟订《续通志》列传时,就干脆取消了这一名目,把它并入《儒林传》。 钱大昕认为,在繁芜的同时,《宋史》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弊病,即缺略。《文集》卷29《跋三山志》云:"世人读《宋史》者,多病其繁芜,予独病其缺略。缺略之患,甚于繁芜。"如《艺文志》一方面是"一书而两三见者","一类之中前后重出者"甚多,而另一方面脱漏更多,"不胜枚举"。在《养新录》卷7中, 他专立《艺文志脱漏》一条予以揭露。《宋史》列传部分的缺漏也很多,如著名的"宋季武臣"王坚、"宋季豪杰之士"周应合等南渡诸臣多数失载,"此可为长太息者也",而"史臣不能辞其责"(29)。至于事实缺乏、叙事太简之处,也触目皆是,如邹应龙、张磻、饶虎臣、沈炎诸传,"但叙官阶,别无事实,又何太简乎"(30)! 《宋史》繁冗缺失如此严重,许多学者都想加以改编,钱大昕虽未作系统改编,但却收集了不少材料,并提出改修《宋史》"当从南渡始"。因为《宋史》述南渡七朝事,其"丛冗无法"、"草草简略"尤为严重(31)。他还十分支持其得意门生邵晋涵对《宋史》的重修工作,并对邵的《南都事略》评价很高,认为它"词简事增,过正史远甚"(32)。 上述钱大昕对史书语言文字繁简增省问题的看法,是具有一定辩证观点的,也是古代史学实践经验的总结。他对《宋史》繁简得失的批评以及改修《宋史》的意见,都是公允和中肯的,并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重视。 五、拾遗规过,匪为{K1D607.JPG}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 钱大昕史学批评中最有新意、也最具高深层次的内容是提出了有关史学批评本身的理论,即批评的批评。对史学批评的目的作用、态度和方法等都作了论述。 对于史学批评的目的和作用,他说:"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齮齕前人,实以开导后学。"(33)又说:"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伪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34)这里说得很清楚,批评史书,指出其错误缺点,并非故意指责诋毁前人,目的还是为了让后人更好地学习史书,为后人从事史学研究和学习解决困难,开辟道路。 他进一步提出史学批评者应持的原则态度和方法唯有"实事求是"四字。既不能"执单词以为口实",也不能"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更不能"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痈,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同时还不能持门户之见:"处患难者,勿为怨天尤人之言;处贵显者,勿为矜已傲物之言;论学术,勿为非圣悖道之言;评人物,勿为党同丑正之言。"他主张史学批评要一分为二,全面分析,"寻其条贯","识其义例","必知其人而论其世"。(35)他批评朱熹"意尊洛学,故于苏氏门人有意贬抑,此门户之见,非是非公也"。表扬王懋竑于诸史评论皆"实事求是,不为抑扬过当之论"。并讽刺"后之评史者,大都未阅全史,偶举一节而震而惊之,无异矮人观场也"。(36)在《御试瑾瑜匿瑕赋》中,他还打比喻说:一块瑾瑜美玉,"虽内美之常含,或微疵之可索。当望气之始,瑕仍不掩其瑜。在怀宝之夫,爱亦能知其恶。校短量长,斯称庀材之能事;纳汙藏疾,益征取善之无私也。"《答王西庄书》则以更为诚恳的语气告诫人们批评史学一定要全面考察,"议论平允,词气谦和",此信与《考异·自序》一样,堪称古代两篇杰出的史学批评理论专文。在当时,对传统史学已开始全面分析评判的时候,钱大昕能及时地总结史评的有关理论,批判那种不实事求是的史学批评,这是非常富有现实意义的。它不仅能指导史学研究,而且能直接引导史学批评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综上可见,钱大昕的史学批评首先是重新肯定史学的地位和作用,批判史学虚无主义;其次是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批判任情褒贬、曲笔隐讳的作风;再次是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博闻广识,尤应掌握舆地、职官、氏族三大方面的知识;第四是主张史书语言应繁简适宜,要而不繁,简而有法;最后是要求史学批评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分为二,全面评价史家和史书,切不可信口雌黄。所有这些,都充分表现出钱大昕史学批评的进步倾向和积极意义。 钱大昕的史学批评也是具有明显局限性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可以横评古代史学,甚至全部正史,却不敢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当代史学,尤其是当代官修国史。就这一点看,钱氏的史学批判精神显然要比当时的浙东史学流派显得落后、保守和不够激进。 注释: ①《历代史表序》。 ②《廿二史札记·自序》。 ③《十七史商榷·自序》。 ④《汉学师承记》卷3,《钱大昕传》。 ⑤《文集》卷33,《与友人书》、卷17《文箴》。 ⑥《廿二史考异》(以下简称《考异》)卷6,《古今人表》、卷79《冯澥传》;《廿二史札记·序》。 ⑦《养新录》卷18,《通鉴多采善言》。 ⑧《文集》卷25,《卢氏群书拾遗序》、《严久能娱亲雅言序》。 ⑨《文集》卷2,《春秋论二》;《养新录》卷9.《元史》,《考异·自序》。 ⑩《文集》卷24,《史记志疑序》。 (11)《考异》卷15,《王昶传》、卷40《宇文化及传》、卷79《李纲传》。 (12)《潜研堂诗续集》卷10,《读史记》;《文集》卷24《史记志疑序》。 (13)《考异》卷27,《高祖纪下》。 (14)《文集》卷29,《跋会稽志》。 (15)《文集》卷38,《万先生斯同传》。 (16)《文集》卷1,《翰林院谢赐淳化阁帖折》。 (17)《文集》卷29,《跋王氏世谱》。 (18)《考异》卷36,《王俭传》。 (19)《文集》卷18,《记琉璃厂李公墓志》。 (20)《文集》卷24,《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序》、卷35《与徐中圃书》。 (21)《养新录》卷14,《太平寰宇记》。 (22)《文集》卷35,《与洪稚存书》。 (23)《考异》卷88,《地理志一》。 (24)分见《考异》卷36、21,《文集》卷37。 (25)以上引文见《文集》卷24,《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卷26,《巨野姚氏族谱序》。 (26)《汉学师承记》卷3,《钱大昕传》。 (27)见《考异》,《宋史》诸卷。 (28)《文集》卷28,《跋宋史》、《考异》卷81。 (29)《养新录》卷7,《南渡诸臣传不备》、《文集》卷29,《跋景定建康志》。 (30)《考异》卷79。 (31)《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南宋事略》、《养新录》卷7,《南渡诸臣传不备》。 (32)《文集》卷43,《邵君墓志铭》。 (33)《廿二史考异·自序》。 (34)《文集》卷35,《答王西庄书》。 (35)见《文集》卷16,《秦四十郡辨》、《秦三十六郡考》;《考异·自序》;《养新录》卷18,《文字不苟作》,《文集》卷26,《郑康成年谱序》。 (36)见《养新录》卷7,《宋儒议论之偏》;《文集》卷38《王懋竑传》;《文集》卷13《答问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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