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制度与文化看契丹华夷同风的社会观
    契丹为游牧民族，过着“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注：《辽史》卷32《营卫志中》。）的生活。建国后，畜牧业仍为辽朝主要经济部门。 辽朝灭亡渤海与后晋，在这些地区设官置府，进行统治。创立了由本族头目制与中原州县制相结合的头下军州，让俘获的汉人、渤海人居住，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头下军州内的汉族、渤海族民户，称为头下户，他们“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注：《中州集》卷2。）。这些汉人、 渤海人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由此带动了契丹族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提高。辽朝的赋税制度也随之制订。《辽史·食货志》：“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辽朝实行“计亩出粟以赋公上”。（注：《辽史》卷59《食货志》。）的制度，与宋朝的以田产为准，钱米并出于田亩的赋税制度大体相同。其税法多仿唐五代之制。如地钱、户丁税、农器钱等。
    随着契丹社会生产的发展，契丹社会的封建化也进一步加深，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起来。
    在政治制度方面，辽朝吸收汉制，其官制分为北、南面官。“北面治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辽朝的南面官，是兼采唐、宋之制而制定的。辽初，太祖耶律阿保机在辽中央设汉儿司、三省，管理汉人之事，但大都因人因事设官，南面官制只具雏形，没有系统化。太宗占领燕云十六州，继而灭亡后晋，把后晋的官制与唐、宋官制相互参用，使南面官制逐步纳入中原汉官制系统。辽中央设北、南枢密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地方的京、府、州、县设留守、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统军、招讨等使及刺史、县令。可知，辽南面官制度属中原制度体系。
    辽朝的北面官制，虽然采用契丹原有的官名，但其职掌，与南面官中的职掌大体相同。《辽史·百官志》记载：“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议论以象公师。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可见，辽朝北面官制与南面官制中六部的职掌，名异而实同。所不同者为治理的对象不同，南面官治理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只是在北面朝官中，由契丹民族四时捺钵习俗所产生的宫官与诸帐官系统，仍旧保有契丹本民族的特色。
    在法律制度方面，也有番制与汉制之分。辽朝的汉律，源于唐、宋律。辽初，太祖“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注：《辽史》卷61《刑法志》。）辽初的律令，是以辽南京地区的汉律为准。统和元年，“枢密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从之”。辽中期以后，汉律中又参用宋律。辽圣宗时，“诏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宋朝）法度，不得造次举止”（注：《辽史》卷61《刑法志》。）。宋律与唐律一脉相承，因此，辽代汉律与唐、宋律有密切联系。
    番律是辽初神册六年制定的《决狱法》，其内容保存了契丹民族大量的习惯法。“制刑之凡四：曰死、曰流、曰徒、早曰杖”（注：《辽史》卷61《刑法志》。）。死刑中有绞、凌迟、斩、射鬼箭、骑践、车裂、生痤、投崖等。刑法严酷。后经圣宗、兴宗、道宗朝的几次修订，使番律逐步向汉律看齐。例如：“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注：《辽史》卷61《刑法志》。）。辽的十恶之罪与唐的十恶之罪大体相同。同时，辽朝实行八议之法。八议之法与唐律也是相同的。辽兴宗时，为适应辽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重新审定了法令。“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条。（注：《辽史》卷62《刑法志》。）被称为《重熙条制》，为辽代正式成文法典。辽道宗时期，又一次修订法律，“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注：《辽史》卷62《刑法志》。）。共七百八十九条，其中取于汉律者为一百七十三条，辽代番、汉二律逐步走向统一。
    在文化方面，契丹民族受中原封建文明的影响。辽朝制定了“学唐比宋”“华夷同风”的文化发展方向。中原的封建文明对契丹民族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契丹民族热心学习中原文化。自辽太祖时期创制了契丹大、小字之后，就与汉字在辽代社会中通用。契丹人大都掌握汉字的用法，能用汉字书写、创作诗词与文章。辽太祖长子耶律倍熟悉、精通中原文化：“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之绝顶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曾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注：《辽史》卷72《义宗信传》。）。契丹文人萧韩家奴撰《六义集》十二卷，流行于世。并撰写《辽史》二十卷、《礼典》三卷、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注：《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契丹皇帝大都精通汉文。辽圣宗好读唐《贞观事要》，他尤其喜爱唐诗，亲自译白居易《讽谏集》，诏契丹臣僚诵读。他曾说：“乐天诗集是吾师”。又亲自出题目，让蕃汉臣僚作诗，从中挑选优秀诗作赐予金带（注：《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性儒雅，擅长作诗文。他曾作《放鹰诗》、《华严经赞》等。他精通儒学与佛学，对佛学有较深的造诣。
    辽朝重视教育，自辽太祖建国之初，就开始设立学校，相继在上京、东京、南京、西京、中京设立“五京学”，同时，在辽的府、州、县设立府学、州学、县学，对契丹族及其汉民族子弟进行教育。
    辽朝中期以后，在景宗保宁八年实行科举制。学校的设立，科举制的实施，为辽朝培养了众多具有汉文化素养的士人。辽圣宗时期至辽道宗时期，是人材辈出的时期，也是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辽代社会，“学唐比宋”“华夷同风”成为时代风尚。以致有宋朝使者惊叹：“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注：[北宋]苏辙《栾城集》，《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的赞语。
    在辽朝廷的积极倡导下，上至当朝皇帝，下至普通百姓，都热心学习中原文化。辽道宗宣懿皇后， 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一诗（注：《全辽文》卷3。），真实地反映了契丹民族华夷同风的时代精神：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其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蠡谷，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
    这首诗颂扬了辽朝的国威及辽文化发展的盛况。辽文化继承、发扬中原文化传统，并影响、传播到北部边陲地区，极大地促进了北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华夷同风”反映了契丹民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趋势，即由多元逐渐走向一体。正如辽道宗所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注：洪皓：《松漠纪闻》。）。辽代契丹人并未把自己视为夷，而是把自己视为中华一份子。“华夷同风”的社会观念，已经深入到契丹民族的心目之中，成为契丹民族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