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晚清湖湘文化的发展，鸦片战争前后的道光年间可以说是滥觞时期，陶澍、汤鹏、魏源等人为晚清湖湘文化的发展开创了先河，特别是奠定了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基本内涵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趋型。咸同时期，或者说湘军时期，则是近代湖湘文化得以弘扬和发展的时期。可以说，湘军人物对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术的阐扬，湘军所创造的湖南人文荟萃的景观，都将近代湖湘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它的最为辉煌的阶段。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阐扬，表现在他们不但继承和弘扬了经世致用的湘学特征，而且实现了从经世致用到向西方学习的近代转变，使湖湘文化具备了在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新内涵。
    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所派生的积极面世的精神、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湘军人物，在这三方面都继承了他们的前辈的思想遗产，并为之发扬光大，从而使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得以弘扬，并对后世的湖湘学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湘军人物的学术价值取向是经世致用。在传统社会，这一价值的体现就是经邦治国，成就大业，通俗地说就是走向官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领，在走进仕宦之前，确具有经邦治国的宏大理想。
    他们生当封建的衰世和社会的大变乱的时代，澄清天下，消弥社会动乱，建立封建盛世的统治秩序，始终是他们的政治信仰，也是他们以书生起而练军，决心为挽救清朝统治献身的动力。曾国藩出身寒门冷籍，“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36页。），“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29页。）。进仕做官，成为曾氏家族孜孜以求的目标。 他的父亲曾玉屏就曾赋诗云：“只将艰巨付儿曹”，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曾国藩自己也有“匣里龙泉呤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龟”的强烈的功利欲望（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8页。）。他中进士为翰林后，虽位尊而职闲，与他期望有做一番大事的希望相距甚远。故而多有牢骚：“丈夫生世会有适，安能侧身自蹐”，“磬折已觉素心违，璞献况逢俗眼白！”他期待着“要将万舞夸辉光”的日子的到来（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0页。）。在他为京官的后两年，他连续上奏言事，相继上了14篇奏折，其中议论时政，向皇帝提出建言主张的有《应诏陈言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议汰兵疏》等，集中反映了他对朝政的看法以及他的经济、政治主张，也可以说是他不愿久虱京官、空无建树的表现。从这一系列的情况来考察，创建湘军，是曾国藩经世致用，面世精神的自然表现。
    与曾国藩一起创立湘军的左宗棠、罗泽南、彭玉麟等人，也都是从小立有经世大志的人物。左宗棠在科场不甚得意，但他留意经世之学，立下了“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的宏愿，关心时务，留心世事，成就了一整套经邦治国的学问。这就使他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天下危累”的时刻，出而从幕，先后在张亮基、骆秉章幕内，赞襄军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的极高评价。最终出幕领兵，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罗泽南在入湘军之前，虽为乡村塾师，但他抱有经世济世之愿，具备经世致用之才，“忧无术以济天下”，也是一位志在鸿鹄的隐逸之士。当曾国藩起而创湘军之时，他不但自己出山，且率领一批弟子共同加入。由此可知，湖湘文化中的经世济世精神，在湘军人物中得到发扬光大，并成就了他们的事功业绩。
    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作为湖湘文化的显著特征，也在湘军人物身上得到了弘扬和发挥。曾国藩对理学有独特的偏好，但他继承了唐鉴的“取笃实践”、“守道救时”的实务精神，并不主张空谈义理、修自养性，而是把义理当作探救经济--经世之学的工具和途径。他接受了唐鉴的“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的观点（注：《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把宋学家当作修身养性的“义理”，当作是经邦治国的经世学术。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没有理学家空谈性命的恶习，更具有经世学者的实干精神。他以“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作为座右铭，注重于从小事做起，踏实苦干。在实际生活中，曾国藩特别注重从小事培养人的品德与情操，主张力戒浮躁，“不说大话、务虚名”。以治学论，他认为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6页。）。他还说：“温经须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切不可兼营并骛，一无所得”（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1页。）。这种治学态度便是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体现。以为人论，曾国藩也特别注重从小事磨炼人的品行。例如，他无论是教子弟还是幕宾，都特别强调“早起”，认为“早起”体现了为人的“勤”和“实”。他把“早”与书、蔬、鱼、猪、扫、考、宝列为兴业立家的八字诀（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264页。）。在军中，曾国藩每日黎明必与幕僚同食早餐，非齐不食。
    湘军人物笃于实践精神，还表现在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勇于探索。湘军人物是洋务运动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先河者，这是史学界的共识。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下，曾国藩以传统文化背景出身的理学家的身份，率先创办了第一家近代的军事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又率先奏请选派幼童出国留学，乃是笃于实践的最突出的表现。左宗棠则进一步推进了洋务事业的发展，不但创办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如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化机器工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民办企业的思想。这些，都反映出湘军人物顺应时代、勇于探索的精神，也使湖湘文化显示出向近代转变的新的特征。
    爱国主义是湖湘文化的一大特征。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思想。湘军人物也继承了这一思想，把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关于左宗棠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言行，是因他收复新疆的贡献彪炳于史册并为史学界一致公认。至于曾国藩是否具备爱国主义精神，因其“天津教案”而为人诟病，是学术界至今疑而未决的问题。我认为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爱国主义包含的主要内容，一是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二是向西方学习，争取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不能以为在一切对外战争，对外交涉过程中，凡主张对抗、主张强硬的人就是爱国，反之则是卖国。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外交涉是以国力为后盾的，“弱国无外交”，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下不断发展自己，壮大国力，是保持民族独立的最根本的基础。否则，在国力显然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味空言主战，只会是不切实际的清谈，于大局无补，甚至危害极大。从这种意义上来考察曾国藩的言行，显然我们可以指摘他以理学家的“诚”、“敬”、“笃”的修身处世的原则来处理外交，未免是迂腐和昧于近代外交，也可以说他一心“曲意和好”、迁就西人是过于软弱，但决不可以得出“卖国”的结论。他首创洋务企业，首议派员留学，并提出“外壤之要，莫如内修，刻下维持大局，以自强为主”（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的发展的思想，这些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卖国”的言行。处理天津教案之后，清议颇多，舆论哗然，使曾国藩自己也感到“此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渐清议”，颇为愧悔（注：《曾文正公全集》，书信，卷33。）。在给朝廷的报告中，他对传教士的为非作歹的行为，有切合实际的陈说，对天津教案所酿成的过程，他也指出是领事丰大业的无理挑衅。然而，在处理的实际过程中，却以屠杀百姓、签约赔款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事过半年以后，曾国藩回顾说：“六月初旬，力疾赴津办理此案，众议纷歧。论理者，佥谓宜乘此机，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下快万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预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彀。鄙人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弥衅端，办理过柔，以至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注：《曾文正公全集》，书信，卷33。）。显然，在“理”与“势”二者之间，曾国藩是矛盾的，最后“势”占了上峰，从而以曲意了结结案。透过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我以为对曾国藩的对外态度，决非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所能包含。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确存在一个“理”（或“情”）与“势”的复杂的关系，应当在不同的条件下加以具体的、历史主义的分析，以得出合符历史事实的结论。
    综上所论，湘军人物在晚清社会，以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取笃实践的求实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思想特征，将清嘉道以来湖湘士人开创的湖湘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与实践，更促成了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