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研究至今已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太平天国败亡后，清方曾从宣扬“皇清武功”的角度，陆续刊行了《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平定粤寇纪略》、《湘军志》等公私著述，片断、歪曲地记述了这段历史。除此之外，民间谈论太平天国始终是一件禁事。直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夕，这一禁区才被打破。
    开拓和初始时期（1949年之前）
    1904年、1906年，汉公（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前、中两编相继在东京出版；1908年，黄世仲《洪秀全演义》在香港问世。两书都对太平天国进行了重新评价，在海内外流传甚广，反响强烈。不过，它们均属兴汉反满之类的秘密宣传品，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太平天国战史》的封面便兼题“汉族流血书之一”。孙中山先生在序言中赞许该书“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并称为太平天国“一代信史”。事实上，该书内容大多出于杜撰，与史实有很大出入。革命党人甚至直接假托太平天国人物之名来宣传反清革命，例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25首于1906年在上海秘密刊行，传诵一时，内有20首诗系南社成员高旭（字天梅）“以一夕之力成之”，“供激发民气之用”（注：柳亚子：《石达开遗诗书后》，《广东文物》卷10。）。
    进入民国以后，洪秀全等人被正式尊崇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驱，民间谈论太平天国不但不再是禁忌，相反已蔚然成风。太平天国史研究这才正式揭开了序幕，相继有多种论著问世。其中，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1923）、李法章《太平天国志》（1923）、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史》（1931）偏重于叙事，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1930）、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1932）侧重于理论分析。上述著作虽有开拓之功，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所参引的真实文献资料极为贫乏，导致史事真伪混杂，讹误甚多。至于最早问世的《太平天国战纪》（1913），则纯属迎合时尚的赝鼎。据编撰者罗惇曧自述，该书是据北王韦昌辉嫡子韦以成所著《天国志》改写而成，而韦以成其人其书实际上均系罗氏所杜撰。
    由于太平天国文献（包括印书（注：太平天国称自己刊行的书籍为“诏书”，亦称“天书”、“真书”或“圣书”。今之学者统称为“印书”。）和文书）早已被清政府禁毁殆尽，此时国内已不易搜求，而一些文人和书贾为弋名或牟利计，向壁虚构了大量的太平天国文献和文物，遂使刚刚起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受到很大制约。所幸的是，海外的一些图书馆仍收藏有大量的太平天国文献。于是，国内业已失传的许多太平天国文献，陆续由中国学者在海外发现并传回国内。
    1915年，日本学者稻叶岩吉撰、但焘译《清朝全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辑有《三字经》，是为太平天国印书传回国内之嚆矢。梁启超则最早直接从海外传回太平天国印书。1919年，他在荷兰莱登大学图书馆发现太平天国印书，遂托人缮录5册，可惜事后未曾报道和刊行， 所以长期不为人知。1926年，北京大学刘复（字半农）教授将六年前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撮抄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交北新书局出版，内收《太平条规》和《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两种印书（后者并不完整）；“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一篇则详列太平天国29部印书的书名，为发掘太平天国佚书提供了重要线索，较有价值。同年，程演生教授将两年前在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共收《天朝田亩制度》等8 种印书，内有3种系影印，使近人首次获见太平天国印书的样式。 该书的学术价值远在刘复一书之上，疏漏之处是将《原道救世歌》篇名误作《太平救世歌》书名。约与程氏同时，俞大维又在德国普鲁士图书馆摄录9种印书。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罗邕、沈祖基合编《太平天国诗文钞》的修订本，内有张元济据俞氏照片校补编入的《天条书》等8种印书。
    在海外搜访太平天国文献贡献最大的是萧一山教授。1932年，萧氏赴欧洲考察文化，盘桓伦敦7个月， 在不列颠博物院获见大量太平天国文献，遂予以摄录，编成《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10册，1936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共收21种印书（内有3 种不在“诏书总目”之列的印书，包括蒋复璁在国内扬州发现的《钦定英杰归真》），并各附考订跋文一篇，其收获是空前的。不过，该书所收各种印书虽然均名为影印，但内有数种实系仿刻或抄排，导致失真并造成若干错误。此外，萧氏在伦敦还获见《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印书，但因误以为它们只是汉译《圣经》的翻刻本，仅拍摄了其封面和样叶，令人扼腕。王重民也有重大贡献。1935年末，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资政新篇》等10种印书，均为此前国内所未知未见之书，遂一一摄影。后来，《资政新篇》、《太平天日》等3种印书分期刊发于上海《逸经》半月刊，其余则因抗战爆发而暂时搁置。1948年，上述印书一并编入《广东丛书》第三集，名为《太平天国官书十种》，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全4册）。至此，从海外陆续传回国内刊布的印书已达36种，占太平天国原刊书籍的绝大部分。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残存文书也陆续公之于世。1932年，清人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由南京国学图书馆（盋山精舍）石印出版。该书除照录或摘录了12种印书外，还辑录了作为清方战利品的诏旨、本章、谕示、禀报等太平天国早期文书若干件。次年，故宫博物院从清廷军机处存档中选辑太平天国后期文书12件，取名《太平天国文书》影印出版。海外也有重大发现。前引刘复一书便收有忠王致护王、潮王书。其后，萧一山将在伦敦寻访到的文书编成《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由国立北平研究院于1935年、1937年相继影印出版，共收30件文书（另有6件系天地会文件等），篇末各附考释文字或后记。 萧氏另编有《太平天国丛书第二集》，内收太平天国诏旨、兵册等重要史料，可惜恰逢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业已制成的版片悉数毁于战火。向达、王重民在海外搜辑太平天国文书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参见下文）。此外，《文献丛编》、《逸经》、《广东文物》、《说文月刊》等刊物也陆续公布了一些零星发现的太平天国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