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文资料译介方面，简又文重视较早，贡献最大。他完整翻译了研究太平天国初期历史的重要史料--洪仁玕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著《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改名《太平天国起义记》，1935年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其中英文对照本。同年，简氏《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收《天京游记》等多种译著。他还选译《北华捷报》中的报道多篇，先后刊发于自己主办的《逸经》、《大风》（香港）半月刊。此外，简氏还另辟蹊径，从20年代起，先后多次赴两广采访洪氏遗裔或进行实地考察，所采集到的口碑等资料和相关考释文字除少量收入《太平天国杂记》外，其余则编成《金田之游及其他》一书，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庆）出版。
    罗尔纲发掘了几种很有价值的清方记载，诸如萧盛远《粤匪纪略》、储枝芙《皖樵纪实》等。谢兴尧除在故宫档案中检索史料外，还留心网罗旧闻，搜辑秘籍，并对之加以考证与注释。其整理史料的成果主要见诸《太平天国史事论丛》（商务印书馆，1935）、《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北京瑶斋丛刻本，1938，共3辑）等书。
    上述资料的陆续刊布改变了太平天国史研究史料贫乏的状况，促使研究工作在三四十年代逐渐走向深入。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针对视之为民族革命运动的主流观点，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前述李一尘、张霄鸣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当时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杨秀清便是手工业工人的代表，进而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李群杰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介于中古和近代之间的一场运动，“就其中古方面说，太平天国是最后的农民革命，就其近代方面说，太平天国是最早的市民革命”（注：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77-79、81-105页；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 32-40、125-152页；李群杰：《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原序”，上海真理出版社，1937年。）。此后，研究者们继续就此各抒己见。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郭廷以认为“论其性质，初不限于政治、种族，实兼有宗教、经济、社会诸因素”；萧一山、简又文则力持民族革命运动说。出于偏见，简又文还明确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太平天国史，主张站在客观的立场从事研究，并由此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论，认为“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注：以上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原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全2册）“凡例”，商务印书馆，1946年； 萧一山《清代史》（原名《清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5年，190页；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1-18页。）。 与李一尘等人主要偏重理论分析相比，罗、郭、萧、简等人十分重视考据，尽管他们所从事的仅是个别或部分史事的考订，但单就研究方法而言，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改进。朱谦之曾对这两大研究流派的长短进行褒贬，主张史料考订和史料解释并重。他还引用孙中山和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否定了李一尘等人的观点，认为“太平天国自始至终只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并不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并认为太平天国按照《天朝田亩制度》中的设想，实行了“土地共产革命”（注：朱谦之：《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江西赣县中华正气出版社，1944年，1、21-27、76-91页。）。总之，由于进步学者们仅是零星、片断地接触到唯物史观，其论断难免瑕瑜互见，加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排斥、禁锢的地位，因此，学术界此时还不能够对太平天国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价。
    具体研究在同期也有长足进展。当时，致力于考证工作的学者除前述罗尔纲、郭廷以、萧一山、简又文外，还有谢兴尧、董作宾、毛以亨等人。他们均大力搜罗史料探颐索隐，澄清了以往的许多讹传和误解。例如，1852年太平军永安突围后，清钦差大臣赛尚阿奏称生擒“逆首”洪大全，并将其槛送京师处死。此事被写入各种著述，虽然一直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但都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罗尔纲经过考证，断定洪大全供词系赛尚阿伪造，洪大全其人其事均属子虚乌有（注：罗尔纲：《〈贼情汇纂〉订误》，《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4期（1934年8月）； 罗尔纲：《洪大全考》，《社会科学》1卷3期（1936年4月）。 罗先生后来又考证出所谓的“天德王洪大全”实为湖南天地会某山堂首领焦亮，详参《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50-152页。）。又如， 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于1912年排出天历与阴（夏）、阳历对照表，认为天历的干支、礼拜与后者相同。后来的研究者多本此说。郭廷以通过勘核对比，列举出27条史料作为证据，断言天历的干支、礼拜较阴、阳历提前一日，并排出了正确的天历与阴、阳历对照表，从而解决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注：详参郭廷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商务印书馆，1937年。）。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一书中，郭氏从600余种中西文著述中钩玄提要，细加考订，按时间顺序逐日编排1796-1868年间的相关史事，书末所附各种图表和引用书目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该书集史料和研究价值于一身，被时人赞誉为“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部大书”（罗家伦语），并且至今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工具书。
    综上所述，1949年之前是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开拓和初始阶段，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史料发掘和史事考订方面。其中，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谢兴尧等人筚路蓝缕，是该专题研究成就卓著的第一代学者。
    蓬勃发展时期（1949-1964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出现了重大转折，一是该专题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二是唯物史观成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1950年12月，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开始在南京筹建（注：太平天国纪念馆于1956年正式成立，两年后从堂子街迁至瞻园（东王府遗址），1961年改为现名。）。次年1月11日，不少城市举办了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由胡绳执笔的题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高度颂扬了太平天国抗击内外敌人的光辉业绩，认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指出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该文还分析了《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认为它固然体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终究只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不可能实现，“而且这种图案并不是为着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却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营的水平上的。因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