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它是战后雅尔塔格局的产物，同时又对这一格局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苏同盟始建于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建立的这一同盟很快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瓦解，而代之以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同盟。中苏同盟的演变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其实质则是中苏在战略利益上的共同选择。本文试图从战后国际格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对中苏在结盟中的战略利益选择问题作一探讨，以推进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和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
        一、中苏同盟演变中的战略利益调整
        考察中苏同盟的演变必须把它放到战后国际格局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新格局是雅尔塔格局，它制约着战后国际形势的走向。中苏同盟的演变不可避免地受到雅尔塔格局的影响。
        雅尔塔格局的实质是美苏在欧洲和远东划分势力范围，共同主宰世界。远东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主要是在中国、朝鲜、外蒙古。雅尔塔协定和据此签订的1945年中苏条约确定包括旅顺口、大连港、中长铁路在内的东北地区为苏联所控制，苏联允诺美国的条件就是支持蒋介石政府，以蒋介石为首实行所谓和平统一中国。因此，以中苏条约为基础建立的同盟不可能是平等的同盟。
        苏联在中苏同盟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其基本点就是用同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屏障。然而，1945年建立的中苏同盟并不是一个隐固的同盟。这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同盟本身的不平等和同盟针对目标的变化。
        同盟本身不平等是一个国家关系问题。作为中苏同盟基础的雅尔塔协定是大国外交的产物，密商协定时中国被排除在外，按协定缔约时中国又被拉进来，中国如同大国掌中玩物任人摆布，这是对中国主权的莫大亵渎。协定和条约恢复了沙俄在中国的旧有权益，更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这些都表明同盟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的中苏同盟必然要走向瓦解。
        1945年中苏同盟的战略目标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彻底击败。为防止其复活，中苏结盟有其必要性。但从日本战后初期情况看，要东山再起形成对远东和世界和平新的威胁是不大可能的。1945年中苏谈判时，斯大林已指出中苏同盟针对第三国的问题。[1]第三国就是指美国。由于美苏在意识形态特别是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合作是不可能持久的。美国因其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在战后迅速取代了日本在远东的地位，构成对苏联真正的威胁。因此，在斯大林看来，中苏同盟有一个针对美国的问题，只不过这是一个潜在的针对性。问题在于同盟的另一方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同盟具有这种针对性，它在对外政策的权重上美国要高于苏联。同盟双方在同盟针对性上的矛盾使同盟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冷战的到来使雅尔塔格局本已蕴藏着的美苏对抗因素表面化，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大国合作、集体安全的战略思想化为泡影。冷战对中苏同盟造成巨大冲击，使同盟不可能再稳固地存在下去，因为双方难以用同盟继续维系自身的战略利益。
        国民党政府在中苏同盟中本来就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被动的地位，中苏条约对它是一个难咽的苦果，使其蒙受在国家利益上的责难。使国民党政府似乎可以找回平衡的砝码，就是苏联在条约中承诺对它而不是对中共的支持，这也是它认为在同盟中最主要的战略利益。但是，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从同盟中得到多少这方面实实在在的利益，因为苏联从外交上支持国民党政府与实际上对中苏条约的履行并不是一回事，国民党军队在同中共军队抢占东北时的失利就集中说明了这一点。这就使国民党政府逐步失去对中苏条约和同盟的信任感，并逐渐把苏联从盟友推移到敌手的位置上。同时，国民党军队在1946年6月发动的全面内战也使蒋介石更加投向美国。国民党政府在战略利益上调整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46年11月4日同美国签订的全面向美国开放的中美商约。此后是一系列双边协定的缔结和魏德迈来华与美国援华法案的通过。国民党政府在这种中美外交的迅速升温中实现了战略利益的转换。
        苏联在同盟问题上的战略利益调整与战后形势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苏联是从两个阵营的角度来看待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1947年9月欧洲情报局成立宣言中。宣言指出，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形成了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由于国民党政府日益亲美的政策，中苏同盟自然被纳入两个阵营的框架中。这时，苏联已把国民党政府看作是一种反民主势力，认为中美商约是该政府投靠美国的证明，因而它不可能再成为苏联可靠的盟友。相应而来的，是苏联对同盟的战略利益要进行调整，这就是将战略利益的重心逐步由国民党政府转移到中国共产党方面。1947年12月6日，《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领导中国反民主阵营的国民党，无法使中国摆脱长期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恰恰显示出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民主阵营的力量在成长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成全国统一战线，反对美国唆使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和平、自由、民主的新中国。”[2]这一评述与行将召开的中共中央12月会议所提出的政治纲领一致，说明苏联寄希望于出现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应当看做是苏联明确转向支持中共的一个信号。稍后，1948年2月，斯大林同南共领导人卡德尔谈话时承认他战后初期要求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的错误，以及他在同年5月对科瓦廖夫（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华工作的苏联总顾问）的谈话，即“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胜利，我们两国走一条道路，那么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发事件的威胁，因此，我们要不惜任何人力和财务去援助中国共产党人。”[3]这些都进一步印证了苏联在盟友上的重新选择。只有重新选择，苏联才能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首先是安全利益。
        1945年中苏同盟的瓦解已势在必然。尽管直至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苏联仍同其保持着关系，但这不过是形式而已。旧中苏同盟已名存实亡，新中苏同盟将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