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苏新同盟的构建及其战略利益的复杂性
        中苏新同盟的构建是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双边活动，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从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努力中更具有主动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对华战略中处于次要地位，但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始终保持的，而且在东北地区具有相当的热度，这是由于苏联利用它对东北的控制而在实际上支持了中共（如转交武器装备，提供信息和机遇等），而中共也体谅苏联，“顾及苏联国际信用”，“使苏联在履行中苏条约上，毫无困难之处”，[4]并注意在战略上与苏联协调一致，在特定地区（旅大）执行“以苏为主”的方针。[5]这些都体现了中共在处理对苏关系方面的战略性和主动性。中共同苏联关系的保持，为中共最终同苏联结盟做了铺垫。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中共逐步加强了对苏联系，1947年初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要求访苏，应视为通向中苏结盟之路的一个起点。尽管从这时到1949年1月米高扬来华前，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有过多次电报往来，商讨访苏问题，但始终未能成行。毛泽东访苏未成的原因较复杂，有中国国内战局因素，有途中安全因素，也有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因素。就苏联方面看，斯大林在1949年1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一种解释：认为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来访未必适宜，因为他当时是游击队领导人，虽说化名来访，但隐蔽这次访问是不可能的。他从中国动身的消息肯定会传出去。毫无疑问，他的访问会被西方说成是到莫斯科听取苏联共产党的指示，而他本人会被称为莫斯科的代理人。这会损害中国的威信，会被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6]这种解释虽然是从毛泽东的角度提出问题，但可看出当时斯大林对与中共接触还心存顾忌，免得被美蒋“控诉共谋”。[7]俄罗斯学者认为，斯大林以毛泽东指挥战事为由推迟其访苏是一种借口，真实原因是美苏因中国问题矛盾激化，毛泽东访苏会对苏联造成严重的不利反响。[8]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苏联正处在盟友的重新选择的战略转换中，需要时间观察和准备，而不想过早地建立与中共过从甚密关系。可以说，斯大林在这里奉行的是一种实力政策，即把中共作为盟友，要以中共在国内的实力地位作为基础，而毛泽东当时毕竟只是“游击队领导人”，中共只有在“游击”中取胜，才真正有资格成为苏联的盟友。尽管毛泽东访苏未能成行，但他要与苏联在重大问题上协商一致的意向是十分明确而执著的。他对斯大林的联络员阿洛夫说：“为使我们的政治方针同苏联完全一致，需要进行协商。”这些政治方针性问题包括：关于同小民主党派关系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关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和东方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党）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同美蒋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关于建立和恢复中国工业问题；关于向苏联财政借款问题；关于同英法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等。[9]中共就这些重大问题要与苏联协商，不仅表明对苏联的尊重，而且说明中共已经把苏联作为值得信赖的盟友。
        苏联对构建新同盟开始采取实际步骤是米高扬访华。1949年1月底，中国战局已经十分明朗，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统治已指日可待，米高扬此时出访中国，可谓万无一失。因此，斯大林抓住时机迅速投下他手中战略选择的棋子。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的高层官员访问过中共，这本身就意味着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战略性转折。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的会谈内容基本分为两大方面：一是中国革命和中共政权本身的问题，二是中苏条约和协定问题。从中苏结盟的角度看，二者与此都有重要关联。中国革命和中共政权本身的问题范围很广，如新政权建立的时机，政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新政权建立后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等方面的方针、政策等，这些情况主要由毛泽东等人介绍，米高扬很少插话，这有利于他多了解情况，这正是结盟第一步要做的工作。中苏条约和协定问题与结盟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在谈到1945年中苏条约中的旅顺口问题时，毛泽东的意思是允许苏联保留在那里的基地，直至新中国巩固到能够防御日本侵略时。米高扬则明确表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并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并把军队撤出旅顺口。”[6]其实，米高扬的表态是斯大林定的基调。但在中长铁路和蒙古问题上苏方仍坚持1945年中苏条约的立场。当毛泽东提出内外蒙合并而纳入中国版图的设想时，米高扬以外蒙早已独立为由拒绝，并让毛泽东看了斯大林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从会谈内容分析，米高扬此次来访兼有了解情况和表明立场的双重使命，而主要还是了解情况，苏共中央对这一点非常重视。米高扬报告透露，在他访问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在讨论我的电报。斯大林要求我尽快回到莫斯科，更详细地讲整个情况。”[6]由此看出米高扬出访的重要性，斯大林确已把与新中国结盟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而苏方对1945年中苏条约所表明的立场则具有二重性：苏方承认该条约不平等，说明它已开始反省旧条约存在的问题，预示新同盟有可能建立在平等新约的基础上；同时苏方又坚持条约某些部分诸如中长铁路、外蒙等问题上的原有立场，反映它欲在新同盟中维系雅尔塔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苏联立场上这种二重性使新同盟的构建增加了难度。
        1949年7-8月间刘少奇访苏对中苏新同盟的构建有重大意义。这次出访的任务是：（1）有关中国革命进程和现状以及历史经验的介绍；（2）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和它对世界革命的影响；（3）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10]这时中共能够就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征询苏联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说明中共真城地把苏联看做良师益友。特别是，刘少奇在给联（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11]此时重申“一边倒”的方针，无疑给斯大林一颗定心丸。刘少奇访苏对中苏同盟构建的另一层意义，就是提出同盟基础即中苏条约的模式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三种模式：（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有所增减；（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修订。[11]提出这三种模式是给苏联提供选择的余地，说明中方缔约条件是相当宽松的，因为建国前夕，中共和毛泽东非常急切的一个心理，是建国时首先要得到苏联的承认，进而带动其他国家的承认。[12]但第一种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苏方此前已承认旧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方此举可能是权宜之计，只具有策略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赴苏谈判条约时即把此条取消，提议如新约不能缔结，可先由两国政府发表公报或声明作为过渡性办法。[13]但不管如何，中方三种条约模式的提出使缔约问题具体化了，为双方谈判提供了一个基础。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刘少奇访苏是中苏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奠定了中苏在远东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并为后来毛泽东正式访苏铺平了道路。[14]
        中苏新同盟的构建是双方战略利益趋同的结果，但这种战略利益的结构却较为复杂。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利益上的多层次。同盟最基本的利益纽带是双方的战略安全。前述斯大林对科瓦廖夫所说，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胜利，那么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苏联就不会受到任何偶发事件的威胁，这段话集中反映了斯大林是把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作为结盟的基本出发点的。战略安全对中共与苏联结盟的权重系数要更大，这是由新中国所处的特定国际环境决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苏联在战略安全上的保障。中苏条约签订后，毛泽东指出，这个条约的签订“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13]（P,131）强调了安全利益。仅次于安全利益是经济利益。中国要通过同盟来寻求苏联在经济、技术、人才方面的援助，苏联则主要从中国获其所需资源。此外是阵营利益。苏联把中苏同盟看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到40年代末，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共缔结了35个同盟条约。[15]在苏联看来，中苏条约和中苏同盟可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它在亚洲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当时把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也放在重要地位。1948年11月，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16]毛泽东这一思想是他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拒绝苏联援助革命就要失败思想的逻辑发展。最后，是苏联在雅尔塔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苏联处于雅尔塔格局一极的中心地位，传统的大国主义和对外政策中的民族利己主义使它想保持格局中的旧有利益。在1950年中苏谈判前，苏方除笼统地承认旧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协定外，并没有否定条约和协定的其他内容，表明它想把条约中的基本利益继承下来。新同盟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其利益上的多层次，更主要的还是利益上混合。比如，双方战略安全利益、自身战略利益与阵营战略利益的混合等，而其中最为复杂的则是苏联把其在雅尔塔协定中的既得利益拥有对东北的势力范围与社会主义阵营利益防止美国向东北渗透搅在一起，这样就利用两个阵营的对立掩盖了它的民族利己主义。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群众也作了类似的解释：旅顺如果苏联不进驻，美国就要占领；苏联把东北的机器设备运走是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入反动派手上等。[5]（P,308）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说明我们当时还没有对同盟的利益进行深入分析，而是以阵营利益作为检验是非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样，旧中苏条约的存在就有了其“合理性”，中方起初提出同盟条约的三种模式中才会有继承旧约一说。
        中苏新同盟在战略利益上的复杂性增加了缔盟谈判的难度，使合作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如何化解矛盾，缓和冲突，恰当地进行战略利益的选择，成为结盟的关键性问题。